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7278（2000）02—0070—（09） 中国文坛在20世纪可谓思潮迭起，热闹非凡，而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则是潮歇汐落，一派沉寂。不过这仅限于表面的热烈程度而言，其实19世纪的中国文坛不仅曾涌动过各类思潮，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开了20世纪文学思潮的先河，只是19世纪文学思潮更多地藏伏在平心静气的理论探讨和温柔敦厚的创作实践之中，多属于潜在的、隐性的思潮，同20世纪那种以声嘶力竭式的倡导和剑拔弩张式的论争为主体的显性的甚至是泛化的思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19世纪文学思潮的潜隐性与20世纪文学思潮的显泛性 从时代运行的基本状貌而言，中国的19世纪同20世纪一样充满内忧外患，频受外来的或内部发生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面临着政治转向、社会转轨的种种契机。有道是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按说这种板荡不定危机四伏的社会状态应该孕成花样繁多此起彼伏的文学思潮，正像人们在20世纪所强烈地感受到的那样。然而19世纪文学思潮从密度上远比20世纪稀疏，比较明显的似乎只有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萌芽状态的个性主义和变革、开放思潮，以宋诗派和同光体为代表的在拟古旗帜下作古典现实主义酝酿的宋诗运动，还有围绕着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兴起的成果了了的民族主义文学，伴随着近代启蒙主义而起的势单力薄的民俗主义文学倡导等等，除了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大张旗鼓地倡导并力行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等“跨世纪”运作而外，所有上述可被称为思潮的运作也仍是潜隐性的，潜隐到连学术研究界都加以忽略，因而有关这一时段文学思潮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这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时代性的差异。 20世纪的所有思想文化思潮或萦绕着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或者以此为基础，这场对传统文化形成结构性破坏的运动众所周知发生于五四，其端绪则直接上溯到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然而不管怎样，它构成了这个世纪最有价值的时代内容。这一时代内容深刻地决定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运作的内涵、方式与特征。从人的文学，个性主义文学，到普罗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甚至连各种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在内，都搏动着强烈的批判和反叛的神经，透溢出清算传统和超越经典的勇气与魄力，并试图对文学的进化乃至社会的进步有所倡导与引领，这样的文学思潮每每以“运动”形态出现，无论其实在性如何，都彰显在历史的景幕，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这其中还不包括相当一些没有什么新鲜的特别的内容却被煞有介事地加以描画加以张扬的东西，例如田汉热情洋溢进行阐述的“新浪漫主义”，郑伯奇连篇累牍展开论证的“国民文学”等等，它们原本只是一种观点或径是对外来思潮进行译介的一些心得，远够不上一股思潮，却因其照例带有上述“运动”特性在实际的倡扬中被夸大为思潮类的东西。诸多如此这般的准思潮装点得20世纪更其思潮泛滥，思潮的所指也随即宽泛化了。总之，在以反思传统和超越传统为基本观念环境和时代思想基础的20世纪，传统在理论层次以及经验层次上都面临着被怀疑被解构的命运，而这种怀疑与解构同时又必须面对传统势力有形的或无形的压迫和挑战，故此必须以过于郑重其事的思潮形态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这个时代思潮的普遍化、显泛化。同样在20世纪，即使有些时候有些舆论对之有所维护甚至有所坚守，也只能以显泛的思潮方式出之。所以，20世纪文学思潮的显泛性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心的反传统这一时代背景大有关系。同样的意义上说，19世纪文学思潮的潜隐性也导源于那个世纪缺少相当激烈的传统否定性文化运动作为中流砥柱，而且，构成这一时代文学主要思潮的思想观念及其主体文人不仅绝少发出反传统之倡，相反还都愿意祭起传统的旗帜，以作为张目。宋诗派以及后来的同光体、桐城派等拟古主义乃至于泥古主义文人自不必说，便是当时变革意识最强烈的龚自珍，其用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也还是春秋公羊学，[1]（P138）对社会的批判也被他自己定位在“良史之忧”的意义上，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2]（P6）， 发表改革訾议时也常标榜古例，谓“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2]（P6）， 可见他基本上是从传统的理想主义出发忧思天下抨击时事的，由此还能很自然地联想到他那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中“重”字的所指所示。在文学上，龚自珍虽有挣脱宋诗藩篱之举，时常流露出自我表现的热忱、兴趣与意志，但总体来说他更愿意将自己活跃的思想和炽热的情感通过正统乃至古雅的文学管道输送出来，或者喷发出来。他给自己取定的雅号用字是那么冷僻繁难似亦可佐证。当19世纪的文学家在尊崇传统的旗帜抑或是意识之下作倡新之语时，传统在被反复言说的状态中强化了自身的规范力，这种规范力至少会从外在的表述方式上将那些稍含锐意的新观念磨蚀殆尽，其内在的锐意亦须在传统化皈依的前提下得以有限地呈露，于是其作为思潮的潜隐性实属不可避免。 从文学思潮的潜隐性与显泛性的对比中，我们甚至能够反溯这两个世纪对待传统的态度竟是那么截然不同。19世纪对传统的普遍尊崇已经深刻地作用到龚自珍这类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他们发出的呼唤变革的声音本来最需要反传统的反冲力作用，但谁也没有想到将传统当作营制自己言论炮弹以助观念升腾的燃料，传统哪怕是在虚拟化的层面上也从没有失去定于一尊的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反传统意识几乎占据了20世纪主流话语的全部空间，即使是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紧急关头——通常在这样的关头人们更容易对民族赖以生息发展的传统产生温情脉脉的依恋情怀或宽容心性，民间化、民族化的呼声依旧没有能淹滞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时代热情，无论那几方面的观点孰对孰错，但抗战初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关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论争，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凸现了20世纪的这种时代热情。在一个普遍地寻求传统遮蔽的时代，各种各类思潮即使不偃旗息鼓也绝不至于剑拔弩张，这便是19世纪文学思潮呈现潜隐性风貌的根本原由；同样，在一个普遍地张扬反传统精神的时代，各种观念必然争相以夸大的形态出之，导致20世纪文学思潮呈显泛化态势。 导致20世纪文学思潮呈显泛化态势发展和蔓延的反传统意识，其勃然兴起以至如此普遍深入的原因殊为复杂，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固然十分关键，但来自传统内部崩坏灭裂的声音和信息不啻是给20世纪主流思想文化界注射了一副富有威力的兴奋剂。问题是20世纪的人们如何能够清晰地倾听到这样的声音并较为准确地把握到这类信息？显然，这与外国文化思潮的大量涌进及其集束性影响和恒久性比照有关。自19世纪末开始，早已被动地打开国门的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普遍良心上已经意识到以前那种从“器”和“道”的层面倡导西学并进而“师夷”的观念对于医治“老大帝国”的痼疾难奏奇效，遂以严复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广泛译介以及林纾对西方文学的大规模输入为典型代表，一波接一波的引进、释绎及参照西方文化科学和文学的浪涛汇成时代潮汛，引领着中国进入了思潮迭起的20世纪。在人们的印象中，“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从没有做过有板有眼的“交接工作”，作为这种粗疏的交接的直接后果，20世纪最初的十多年在文学和文化上几乎乏善可陈，更谈不上什么思潮的涌动了。其实，西方的价值观念伴随着《天演论》等文化典籍进入中国，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文人群体中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反响和震撼力量，有关民权、自由、民主、科学等西学概念如黄钟大吕猛烈地撞击着文人的耳鼓并有力地打动着他们的心灵，于是连像鲁迅这样有着深沉内涵和思维定力的读书人都在这一时段加入了读解、阐释、宣传西学的行列，从《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科学史教篇》等宏篇巨论中，人们很容易感受到那个思潮涌动时代的良心与脉息。那时有代表性的文化杂志都在内容上甚至在名称上体现这样的时代良心与脉息，譬如《浙江潮》之类。当然还得将酿成辛亥革命之时代巨潮的此起彼伏的革命思潮作为文化时潮的硕大背景核计在内，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及其雏形还是陈天华的“猛回头”敲响“警世钟”作“民主政体”之倡，抑或是章太炎、邹容鼓吹的民族革命论，都展现了在西方政治观念和体制影响、感召之下的革命思潮之厚重。在这一意义上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像南社之类兼具政治性质和文学品味的文化社团，它们的运作常常能使上述背景下的文学和文化思潮展开得有声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