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审美观念的变异及其价值取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经建 (1955-),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中文系,湖南 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审美观念的变异具体体现在审美趋向的时尚化、审美需求的泛化和审美意识的世俗化、审美活动的休闲化、审美认知的形象化诸多方面,所有这些都使得传统美学的审美阈限和创造方式发生了空前的扩张与位移,“审美化”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具体实践方式和大众日常生活本身的直观形式。从变异现象背后的审美价值动机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变异在审美价值的内存系统和效用上由于存在着结构性偏失而导致生存性障碍和成长性危机,克治这种时代症状的关键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当代审美价值体系。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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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6-0111-07

      一

      20世纪90年代已经过去,从市场经济的确立到今天也不到十来年时间,然而审美观念的沧桑巨变却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其变化程度之深、变化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90年代审美观念之变异首先体现在审美趋向的时尚化上。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一切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根本性举措的实施,衡量社会现象的基本价值准则的砝码无形中已加注在市场经济的“硬道理”上。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连感情也来不及酝酿一下就迅捷地姻合在一起,市场文化特有的市场品行和文化品行,使得包括审美关系在内的所有物质的、精神的关系越来越带有临时的性质。如在人际关系中,不再珍惜天长地久,而是习惯于人与人之间的某种暂时的乃至于交易式的联系;在整个社会交往中也不要质的深度,而只要量的广度,大量、频繁又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迅速建立联系又很快摆脱联系。在审美领域,以往所执著追求的因理想和完美而体现出的永久性现在已于人们头脑中淡漠,代之而起的是某种普泛性的时尚追求或时髦追逐,这恰恰是人们对理想与完美缺乏起码的耐心的表露。于是在艺术消费市场琼瑶、汪国真、席慕容、三毛、雪米莉、王朔、梁凤仪一浪逐一浪,连以严肃、高雅面孔出现的“纯文学”也不能幸免,追“新”逐“后”风骚各领。

      审美时尚化的另一成因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变迁中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向所致。如所周知,人类的信息文明是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迅速出现的,它以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空间应用技术、光纤技术、激光照排等为现代信息传输手段,并已成为现代文化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信息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可以跨越时空限制,将信息及时、准确、综合性地联结为一个信息整体,从而使人类能够“同时知道”,这也为人类的审美活动提供了普及性和可流行性(审美时尚化的必要前提)的需要。二是信息一体化和信息量的激增推促了当代社会文化快速而频繁地更新,同时亦导致了包括审美文化在内的文化评价系统始终处于动态的不稳定的态势中,加之当代信息文化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以其普泛性、快捷性、时效性而影响并改变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成为制造社会文化时尚的高手。简言之,当代中国的审美时尚化的趋势与当代人类信息文化的日新月异地发展息息相关。

      其次是审美需求的泛化和审美意识的世俗化。80年代以来的经济建设促进了社会文化的更新发展。“开放”扩展了人们的审美视野,“改革”拓展了审美活动的范围,使传统审美的审美阈限和创造方式发生了空前的位移。在当今社会人们于日常生活中不但求实、求用,更求美。这种生活求美化的心理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指向性是审美需求由以往的一味徘徊在精神文化领域转而向物质文化渗透,并由此衍生出服装美学、饮食美学、环境美学、仪态美学等等,实现了人对生活美的全面占有。同样,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科技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促使审美世界的扩张,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90年代的中国人在精神文化生活的审美消费中除了阅读和观赏传统的文艺品类外,更多的人将审美的眼光投向影视文艺、录像、卡拉OK、电子游戏、广告艺术、通俗音乐、时装模特表演、文摘类读本等诸如此类的文化享乐项目上。

      当人们的审美意识不再局限于艺术,而是泛化而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时,也意味着当代人审美意识世俗化过程的开始。

      所前所述,由于“审美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方式,而作为一种传统的经典式的审美形式的艺术,不仅继续承担着为生活本身进行审美表现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且,随着当代中国人生活实践的日益扩大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广泛改变,艺术与大众之间往昔的那种传统界限(固有的审美心理距离)如今已变得相当模糊,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不再是艺术独擅的专利,而是相当普遍地成为或者说“世俗化”为整个社会文化和大众日常生活本身的直观形式——人的生活的感性存在和存在的证明。审美正在告别沙龙,揭开神秘的面纱而走向世俗化。一个将“经典”予以世俗化处理的范例就是《红太阳颂》音带在90年代曾一度流行的现象。对此孟繁华先生曾在有关文章中阐述道,《红太阳颂》作为“红色经典”歌曲所宣扬的革命性内容和神圣、虔诚的情怀,已不适应于90年代人们的需要,当那些通俗歌手们对其进行“风格”改造后,剩下的只是原来的旋律和符号,歌曲所负载的具体的文化内容已所剩无几。歌声响起后,今天的听众不会再度激起当年的那种崇高、神圣的情感,他们所热衷的主要是歌星们富于时尚色彩的演唱风格;他们所注重的是自己正处于现在进行时态的“审美”体验过程中。因此,从这样的审美世俗化中也就不难理解,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何以成为某类广告的前奏曲。

      其三是审美活动的休闲化。90年代作兴“休闲”风,“休闲”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现实境况和人们日常生活最为惹眼的审美化景观。“休闲”似乎给我们这个缺乏抒情意味而一味讲究“实际”的社会增添了浪漫诗意。

      审美活动的休闲化无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世界范围来看,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了人所共识的两大主题,也使人们不必把过多的时间再来用于唇枪舌剑和壁垒森严,从而有了更多的休闲时光和空间。就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具体情状而言,休闲化审美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人们从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专制下解脱出来,终于可以不单是为了温饱而生存,不单是为了“斗争”而存在,而是为了生活内涵的丰富性、自由性而活着;另一方面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收入增加、闲暇增多与文化空间扩展的必然结果。当今大众传媒流行的“休闲时光”、“休闲时刻”、“都市闲情”等等,无非是在人们失去农业社会的牧歌情调而辗转于人和机器繁杂交往之后,要求从审美活动中觅求对日常生活的浪漫修饰而已。仅以“休闲潮”中的文学创作为考察对象,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研究归纳,目前流行的休闲型文学作品大致有这样几类。一是言情(软性)和武侠(硬性)作品,前者以8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登陆后来成蔓延之势的琼瑶、三毛、席慕容、梁凤仪以及《廊桥遗梦》之类作品为典范,后者以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小说为代表。言情武侠作品在以白领阶层为首席代表的读者群体中常盛而不衰,其特征是在审美活动实践的层面突出了休闲娱乐性,并逐步演变成一种专供人们休闲的文学品类。二是纪实类的历史传记、人物传奇,从曾国藩、蒋介石,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宫廷内幕、政治黑幕、名人隐私等等。对这类作品的阅读大多出于普通人对伟人与名人轶事、神秘内幕、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想进行解密式的了解的兴趣,其阅读过程是一个明显的世俗化过程:内幕和事件的神秘面纱被轻易撩开,伟人与名人的神圣性、权威性被消解殆尽,并成为普通人在休闲过程中可以任意调侃、谈论、评判的对象,至于其中所蕴含的历史观念、文化内涵绝大多数已被忽略不计。三是以“布老虎丛书”中的《情爱画廊》、《东方迪姆虎》、《渴望激情》以及田雁宁的《都市放牛》、《无法悲伤》等长篇小说为代表,同时还包括《三国演义》、《水浒》、《有话好好说》等影视剧作,它们有着一个比较混杂的文化价值和艺术形态(亦“雅”亦“俗”),其休闲性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教化”与“消遣娱乐”的关系予以拨转,即突出“消遣娱乐”的功能而有意淡化、弱化“教化”之功能,所以往往将建设性与消解性融为一体。四是挡次高最、艺术含量最纯的具有某种原创意味的文学休闲小品,像一些著名的现代文化大师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雅舍小品”式的小品文,以及在这股思昔怀旧的“闲适风”鼓荡之下当代人创作的类似性作品,学者陈平原曾将现、当代闲适小品的精华之作编选成《闲情乐事》,书名起得妙,入选之作也堪称珍品。这类作品皆属已入佳境、炉火纯青之作,从中流露出的大都是一种文化受挫心态,并以其抚慰心灵、熨帖精神、追求优雅、修身养性而深得文化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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