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文学批评的论争中，批评的伦理的问题引起了关注。人们议论很多的批评“缺席”、“失语”等等说法凸起了这一问题的挑战性和尖锐程度。这实际上是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关注批评的方法问题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也说明在“方法”方面的进展并没有解决批评的伦理方面的问题。我们在“知识”和分析策略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依然无法消除面对的伦理方面的挑战。实际上，“方法”和“伦理”同样是批评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方法”是解决我们“如何”批评的问题，而“伦理”则是解决我们“为何”批评的问题。前者是认识论的，后者则是价值论的。它们构成了批评不可或缺的关键问题，我最近非常关切我们批评的伦理问题，我以为这是任何批评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如何认知我们面对的伦理问题，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之下批评存在的基础，也是批评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核心的方面。我们如果不能在批评的伦理方面提出有力的看法，近二十年来我们在“方法”方面的成就就难于发展，而批评的存在也就没有合法性，我们热爱的这件工作就会面临威胁。 批评的伦理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批评的伦理是对于阅读本身的责任。在一个批评者进行阅读的过程中，他的责任在于对于他所面对的文本的认真的探究和追索。在他与文本之间的联系是基于一种职业的选择。阅读是他每天面对的工作，对于他的阅读对象的阐释是通过一系列“方法”实现的。如果没有一种职业的训练和“知识”的准备，他就根本无法有效地面对文本。“阅读”意味着一种发现、一种对于可能性的持续的兴趣，一种对于文本和自身“方法”的不间断的反思。阅读不仅仅意味着批评在方法／文本之间寻找孔道，而且意味着对于文本和“方法”的双重追问和挑战。“阅读”意味着改变，它改变了文本，使它永远无法像作家想象的那样存在，也使得文本被一次次改变，同时也意味着一次次对于批评者自身的改变和丰富，也意味着对于先入为主、害怕权威、畏惧名人的种种习惯挑战。负责的阅读显然是“批判”性的，这就会超越职业的要求，不仅仅对于文本负责，而且对于文本之外的社会负责。批评者展开了文本的可能性，他让它们成为并不神秘的、可理解的东西。通过他的阅读，文本再也无法超越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网络，文本不再是天才不可思议的创造，而是人们可以思考和理解的东西。所以批评首先不是对于文本的简单的礼赞，而是像赛义德所言的那样：“批评家的态度更多地富于创造性，按照维科常用的‘创造性’一词的传统修辞意义，它意味着发现和揭示本来隐匿在虔诚、疏忽或常规之下的事物。”（《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等编）这种“创造性”提供了一个伦理的标准。它意味着批评者必须无愧于阅读本身，他永远必须有所发现，打破凝固的看法，提出个人的思考和探索。这对于批评者来说，就要求他既能动地面对文本，又能动地面对“方法”；要求他既要谨慎地面对文本，又要敢于阅读文本。他不应该在作者知名度或者地位的面前顶礼膜拜，不应该由于与作家的关系而随波逐流，而是应该独立地阅读。他同时应该正视自己的局限，在反思文本的同时反思自身。他不应该要求自己的阅读是惟一的，而仅仅要求它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对于阅读的责任乃是批评的前提，在批评过程中，阅读是第一步，但它支配了我们思考的方向。没有对于阅读的责任，也就不可能进行批评。 第二，我以为批评的伦理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目前似乎是最重要的方面，乃是批评对于读者和社群的责任。这似乎比起阅读的责任来更具挑战性。阅读的责任是批评者面对自身的挑战，而对于读者和社群的责任则要求他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这个责任要求他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畏惧压力和挑战。对于批评者来说，这是对于他的更大的考验。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说真话”的概念。在巴金的《随想录》中，他一再涉及这一概念，并且将它作为知识分子的伦理中心，巴金通过个人的文化经验表达了他对于这一概念的无限关切。在赛义德的《知识分子的表征》一书中，“说真话”也是一个关键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知识分子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础。赛义德指出：“说真话的目标主要是规划一个更好的事物状态。更符合一套道德标准——和平、协调、减轻痛苦——将之应用于已知的事实。”（《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他认为：逃避“说真话”是不能容忍的，“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如果有任何事能够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终至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这些习惯内化。”（同上）巴金和赛义德都提出了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伦理方面的问题。“说真话”并不指批评者能够说出绝对的真理，也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芸芸众生之上的“伟人”，而是指他将自己的看法交给他所生存的社群，希望读者了解这样一种看法和认识，为读者和社群提供选择的可能。批评者并不认为他的意见就是“真理”，只是知道他的意见是人们需要的。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无论他的意见遇到怎样的攻击和纠缠，批评应该坚守的一个最为关键的伦理标准是——说出你的见解并坚持它。与此同时，应该去倾听和了解那些与你意见不同的人的见解，而不是一触即跳，大吵大闹。它寻求的是“和而不同”的沟通和对话。批评并不是和作家抬杠或为他抬轿的，而是为了读者和社群的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它为人们提供对于本文的必要的参照。这里的关键是读者有了解批评者看法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批评存在的价值的重要方面。 批评的伦理是不可回避的。我们的批评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关键似乎在于我们对于批评的伦理方面缺少思考。追求“方法”的变革和发展往往是我们最为重要的目标。而一旦在批评面临考验和威胁的时候，一旦“说真话”遭遇挑战的时候，我们在“伦理”方面的坚持就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它显示批评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职业，而且有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对于每一个批评者来说，伦理的标准是他最初的和最终的挑战。面对“方法”之时我们可以有所选择，而面对“伦理”之时，我们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