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所引出的话题 1962年，德国哈贝马斯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同特权统治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一种理想模式，是在一个国家政权和社会之间形成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从而间接参与公共事物，影响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其发展大致可分为文学和政治公共领域：前者指公众在咖啡馆、沙龙、宴会、报刊杂志等机制中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它成为公众自由讨论和运用理性的场所；从文学公共领域里产生出政治公共领域，指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需求加以调节。公众舆论形成公共权力话语。话语虽不具有统治功能，但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对管理权力施加影响。哈氏此书虽在早期反应冷淡，但80年代以降却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响和多种讨论。加之近年北美学界开始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性进行重新思考和批判，引发有关第三世界等的“本土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即以哈氏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现代性理论陈述为参照，检视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何开创新的文化和政治空间的现代性问题。中国“批评空间的开创”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李欧梵在反思“本土现代性”和“公民社会”等当下话语时与历史的对话，以及对历史的“发明”。 二 中国批评空间的开创 李欧梵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公共空间”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经由对哈贝马斯“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论述的“故意误读”，他把原本不应混为一谈的“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两个观念产生关联，在“公民社会”的架构下来淡“公共空间”（注：李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里所用的“公共空间”是指英语的public sphere，而在其后不久的一篇与人合作的文章里用的是英语public space:Wang Hui,Leo Ou-fan Lee,with Michael M.J.Fischer,"Is the Public Sphere Unspeakable in Chinese?Can Public Spaces(gonggong kongjian)Lead tO Public Sphere?",Public Culture 6,no.3 1994:597-605。这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比哈氏理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能指要小，）。李欧梵不认为中国有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民社会，但曾经存在过一定程度上的“公共空间”，并且他最终聚焦在民国前后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的“批评空间”上。李认为，打上现代烙印的中国“批评空间”开创于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代的《申报·自由谈》，它在一个立宪共和与军阀混战的历史罅隙里形成，但随着政治理想的破灭与公共理性的失落而变成历史的昙花一现。 值得澄清的是，李欧梵笔下的“公共”并不是指一般的“公民共有”概念，而是指梁启超的“新民”观念落实到报纸所产生的影响。那什么是“新民”观念呢？根据李在专文《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的解释，“梁启超办报之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说法：‘新民说’，要通过报纸重新塑造出中国的‘新民’，希望能够经由某种最有效的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来，并由此开民智。”（注：《李欧梵自选集》，李欧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272页。）而这种新的社会声音的形成和表现，创造出一种新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有弹性的模糊空间地带，亦即本文所谓：在报纸这种印刷媒体的影响范围下，中国产生的批评空间。 《申报》创刊于1872年；其副刊《自由谈》始于1911年8月，并伴随到1949年5月《申报》停刊。李从《自由谈》里最有特色的“游戏文章”一路说开去，认为它们通过“滑稽讽世”的特殊文体提供了一种处于中心话语边缘的“边缘型批评模式”，所以，自由谈“这个半公开的园地更属于开创的新空间，它至少为社会提供了一块可以用滑稽的形式发表言论的地方。”（注：《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第106页。）到了民国初年和五四前夕，“游戏文章”的题目越做越大胆，且直接针砭时政，开倡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也几乎创立了“言者无罪”的传统。 李先生行文至此，基本结论已出来了，但他的精彩还在后头，那就是对鲁迅《伪自由书》生产的分析。李发现，“文抄公”鲁迅用故意剪贴抄袭、作注、让读者填空和自己填空等技法，创造了一种“多声体”似的评论文字，结果是“为自己开创了一点自由的空间”（注：《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第115页。）。但，李的思考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张着“公共空间”的理论大旗一直勇往直前，他的结论就是：鲁迅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所以他也没有为“公共空间”争得自由！鲁迅身后的三十年代及往后就更不用说了，“公共空间”愈益缩小，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终究没有为中国建立足够的“公共空间”。 不用说，李对鲁迅的分析是精彩而又不乏争议的，他从对《自由谈》的梳理而引出的中国批评空间的理论构架也是启人思迪的。 距李欧梵发表《批评空间的开创》后事隔十一年，陈建华发表《申报·自由谈话会》，与李文遥相呼应。“自由谈话会”是“自由谈”里的一个专栏，开始设置于1912年10月23日，止于1914年9月29日，维持了将近两年400余期。陈文较详尽地考察了“自由谈话会”的“中立”立场、“讨论”性质，进而肯定《申报》上的“自由谈”和“自由谈话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公共“批评空间”。更为可贵的是，他充分利用地方史志等对《申报》及其文学副刊和专栏的运作做了历史性和社会性上的探讨，补充了李文没有深入探讨的隐藏在“文本”后的资本经济和复杂历史纠葛，并揭示，这个“公共空间”最终由资产阶级的软弱而早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