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忧外患，革命主宰着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大都肩负着救国拯民的大任，其政治功利性尤显突出。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指导性纲领。随着国家新政权诞生，以及意识形态的统一和一元化体制的构建，文艺的政治功用被不加节制地无限夸大，政治性、党性及阶级性甚至上升为判识创作和批评价值的最高标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陷入大一统模式。至六、七十年代，文学及其理论对政治的从属登峰造极，作家、理论批评家的个人言说权沦丧。70年代末，中国政坛的拨乱反正，终止了十年之久的浩劫，并使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春天。“‘文革的终结’不只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精神传统包括其思想范式(包括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终结。文革以最极端的方式预示了‘革命时代’的危机，即一种不再是社会生活中心的危机，或者说是走向边缘——成为一种历史遗产的危机。正是文革的终结孕育了市场时代，在文革的废墟上结出了‘后革命时代’的花朵”。① 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由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即跨入了新的后革命时期。文学解除枷锁之后，作家和理论批评家激情万丈为文学正名，力主文学向自身复归和还原。加之，西方的种种思潮、流派、理论和方法再次强力入境，在中国文坛及理论界掀起狂涛巨浪，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生代作家和新潮理论家，同时也使中国的“后革命时代”更加凸显出思想多元、观念开放的特性。市场经济时代让人们享有了现代化的生活，重实尚利却使得人们淡漠了对彼岸理想、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文学褪去了作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神圣光华，靠皮肤思考，用身体写作毋宁说是为追求卖点的商业化炒作。而最能体现“后革命时代”特征的，或许就是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当然，除此之外，在后革命时代下仍有大量的沿承传统路数的历史文学创作，而这不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传统的历史文学创作无论怎样施展作家的个体创造性，也无论是七实三虚还是七虚三实，都是以尊崇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权威性为基本前提。当然，尊崇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权威性，并不意味着历史文学创作是在依葫芦画瓢，做着跟史学同样的事；而是说文学就是对不容置疑的历史的拾遗补缺或敷演生发。“拿破仑的伤痛如果没有影响战争的进程就会被史学当作偶然忽略不计，即使是历史上的英雄，史学所注意的也只是他对群体产生了后果的行为，如果政治家已经为政治牺牲了爱情，只要他把个人的痛苦埋藏在心里，这痛苦也是忽略不计的”。但是，对于文学家而言，“战争的胜负并不重要，具有美学意义的是胜利者和失败者心灵上巨大的震撼”② 史学上偶然的、无价值的以及间隙边缘的、乃至空白处的东西，都是小说家驰骋艺术想像，挥洒笔性墨情的处所。正如郭沫若所说，历史学家挖掘历史，文学家发展历史。所谓的“发展”就是适度的艺术想像和虚构。所以，即便是历史文学，也同样强调作家主体创造力的发挥和艺术审美性的凸显。譬如，历史文学中无不深藏着作者和读者托史言志的寄寓之意。面对君国之危、黎民之病、身世之苦，人们往往梦想穿越时间隧道，“重返”历史场地疗治创伤、寻求出路。“通过遥远的发端于历史的人物和故事，寄托作者和读者对圣君贤相、公道正义、正常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理想、愿望”。③ 此处的历史显然有了抚慰病苦灵魂，给予现实人生替代性补偿的功用。从中国封建时代以来，乱世中的文人无不通过对历史故事的敷演来抒写怨愤、寄托理想。人们似乎一直都在永不停歇地追求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享受，另一方面却情不自禁对古典主义时代的价值原则、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充满了深切的眷恋。越是有凌驾一切的物质主义的强烈对比，人们越不愿割舍对古典温情的怀恋。对现实和人生愈加强烈的幻灭感、荒谬感，更加激发了人类怀古恋旧之幽情。文学，特别是小说就成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最好依托。乘着艺术诗意的翅膀，文学家引领我们飞向久远历史的温柔之乡。“十七年”时期，柳青、杜鹏程、梁斌、孙犁、吴强和杨沫等人创作了《铜墙铁壁》、《保卫延安》、《红旗谱》、《风云初记》、《青春之歌》和《红日》等影响重大的一系列革命历史小说，继续着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中关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宏大叙事，“构建出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相辅相成的感性化的历史图景。”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文学俨然变成中国新潮作家大显身手的试验田，于是当代文坛掀起了声势浩大、气象壮观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热潮。莫言、苏童、陈忠实、余华、叶兆言、方方、刘震云、周梅森等作家打破了为帝王将相、英雄圣贤树碑立传的神话，大胆地质疑并解构传统经典叙事的宏大性和崇高性，而将家庭、宗族、村社中的芸芸众生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叙写了主流历史之外、边缘缝隙处的野史逸闻、家族往事和民俗传说等，极力表达现实中人个体的生存感觉和体验。私人化和个体性是新历史主义小说非常突出和最为典型的特征，一方面，传达出有别于传统的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性。李洁非在《旧作重评：〈红高粱〉》一文中指出：“抗日战争”不过是莫言借以观察战争行为之下人类的表现状态的一个瞭望孔而已，“战争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比“这场战争在历史上是什么样的”重要得多。⑤ 新历史主义的涌现，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叙事模式、话语风格、历史意识等方面给当时的文学和作家带来了巨大的创新和变革。诸如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所普遍传达的不同于传统的某些历史观念，至今仍然意义重大。新历史主义作家无情地解构了正史英雄神话，揭开长久尘封和遮蔽的边缘历史的幕布，将小民百姓作为历史的主角给予倾情观照。择取民间立场，表现了大众情怀，使得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更加鲜活、丰盈和完整。它所给予中国后革命时代文学，尤其是对历史文学的积极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然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需要我们进行深刻反思。首先，新历史主义作家们以非常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要给历史祛魅，试图将其从高高在上的代表真理和权威的神坛拉下，与此同时又要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性，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和随人抓捏的橡皮泥而肆意涂抹和拆组。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是叙述的文本，而且是作为文学虚构的文本：“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⑥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学家为一系列历史事件提供可选择的情节结构，使历史事件获得了同一文化中的文学著作所含有的多重意思。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悲剧或喜剧)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海登·怀特的历史观为新历史主义者质疑历史的真实客观性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在新历史主义者的笔下，传统的历史信仰崩塌，历史所谓的神圣、威严和真实荡然无存，大写的单数的" HISTORY" 被拆解甚至颠覆，留下的是不同个体编写的无数个小写的" stories" 。就这些作家而言，历史之于他们，重要的不是故事是否真实，是否有意义，而是编织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能释放他们的焦虑，宣泄他们的爱恨。余华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⑦ 很显然，余华所谓的接近真实，不是贴近了事物的本真或本质，而是心理主观意识的真实。新历史主义舍弃了对历史本质的探寻，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对于历史书写和历史阐释的重要，“历史退缩到了叙事的阴影下面，等待‘我’的驱遣和支配”。⑧ 作家或叙述人因拥有话语特权而可以在字里行间轻而易举地将历史进行肢解和颠覆。程光炜指出：“‘革命时代’强调一元化叙事，而‘后革命时代’却主张多元化叙事，它主张给所有的历史与文学叙事以绝对平等的地位。最后，由于文化越来越听从市场逻辑的支配，而不听从先验理论逻辑的支配，主流文化在失去对文化市场的掌握权的同时，也在失去对历史叙事的特殊解释权。”新历史主义使得历史从庙堂走向了民间。历史的撰写权不再把持于官方选定的少数人手中。观念的解放，带来了历史观的多元化和文学世界中历史面貌的丰富多彩。然而，历史的个体化、民间化，一方面展现了历史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另一方面却意味着历史的普泛化、凡俗化，乃至欲望化和市场化，历史因而最终泯然于众。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一段历史，那“历史”岂不成了Palimpsest History(“羊皮纸式的历史”)。如果历史都是在絮叨着张三李四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那我们所神往的历史必定走向思想稀薄的平面化。真正的历史写作，不仅活跃着具体琐细的过去，而且融入了今人对历史的认知、理解、甚至移情和推想。但是如果在所谓的历史文学中，历史只是一个由勃发的现代欲望充填的躯壳，载负着作者意绪纷飞的想像、揣测和臆造，那么我们又何苦将其冠以“历史”之名？肖鹰认为，苏童、叶兆言等作家对历史的景观化叙述，是用重写历史的先锋姿态，把历史转换为可以随意塑造，因而具有无限消费价值的原料场。⑨ 一些新历史主义作家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对大众文化市场需求的迎合和世俗欲望的趋附。“消费历史，实际上是90年代写作和市场合谋制作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在这个景观中，孤独无助的个人享受着历史快餐，而更彻底地远离历史”。⑩ 在小说家乱哄哄的历史合唱中，历史更像可有可无的点缀舞台的布景，所谓的真实，已是远离历史本相的心理情绪或经验的个体真实。显然，这种真实理应受到人们理性的质疑。历史的琐碎化、个人化发展到极端，历史就像雨像雾又像风，变成了扑朔迷离的虚无。“既然历史什么都不是，那么它就无权要求人们向它承诺什么，人们尽可以在这块没有业主的废墟上自由狂欢”。(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