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接受的中国主体性”这个命题不同于国内学界流行的“二元对立论”，而是表达了中西文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状态，它也不同于国内学界流行的“全盘西化论”，而是揭示了西方文论以一种未完成的方式进入中国之后的动态存在，以及中国文论参与建构西方文论的动态过程。这种描述更符合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更接近历史事实本身。 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讲西方文论，这往往遮蔽了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成为“二元对立论”和“全盘西化论”产生的主要认识论根源。层层深入、不断推进是理论思维自身逻辑运动的内在要求。我们需要对西方文论概念做进一步的区分，把在西方的西语西方文论和在中国的汉译西方文论区别开来。在西方的西语西方文论是我们无法施加影响、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在中国的汉译西方文论则完全不是这样。 如果说，中国主体性主导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那么，汉译西方文论的概念就是理解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一把钥匙。汉译西方文论经过了中国学者的选择、介绍、翻译和评述，渗透着建设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强烈主观意图，用实践派美学的话语来表述，是中国学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汉译西方文论进一步划分为受欢迎的西方文论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文论，两者在中国的境遇和影响有极大的不同。如果说，受欢迎的西方文论体现了中国文论的接受主体性，那么，不受欢迎的西方文论同样甚至可能是更为强烈地展示了中国文论的接受主体性。汉译西方文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国学者对西语西方文论的解释和关于西方文论的话语建构，是西方文论接受的中国主体性的集中体现。①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身份在中国的流动和挪移为例，对中国主体的建构实践、理论特征和逻辑线索加以讨论。 一、汉译西方文论的中心位置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极为广袤的，后人所了解的历史，只能是通过历史学家作为中介研究和叙述的历史，是关于历史事实的记录和书写，这样的历史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话语建构，不能简单等同于客观存在着的历史事实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方面强调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强调人的内在世界的主体性作用，强调“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③在历史叙事中，客观的历史事实固然具有先在的规定性作用，但历史学家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学家无可争议地享有话语权，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或是谨慎或是充分地使用了这种话语权。我们所感知到的历史，不过是历史研究者所建构的历史图景。 文艺理论也是历史科学。文艺理论或者以逻辑架构的方式展开，这是文艺基本理论；或以历史脉络的方式展开，这是文艺理论史，两者形态虽有不同，但并无实质性差别。在中国的汉译西方文论，作为一种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结果，不是中国学者对西语西方文论进行简单复制，而是中国学者经过选择、介绍、翻译、评述等程序所描绘的西方文论图景，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学者关于西方文论的话语建构。如果把中国学者主观建构后的汉译西方文论，简单地等同于在西方客观存在的西语西方文论，那我们就没有保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把握住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辩证法的核心要素就从我们手里轻轻滑过了。 在西方的西语西方文论，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和广袤的地域、多样的民族语言和复杂的文化传统。欧洲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有别，西欧文论和东欧文论不同，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现当代文论呈现出明显差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论和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在翻译和建构汉译西方文论的过程中，由于自身传统学术范式的需求和中国本土当下现实考量的驱动，往往删繁就简，排斥或屏蔽了一些西语西方文论，择取和凸显了另一些西语西方文论，显示出现当代中国的特殊光谱，打上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烙印，即使我们公认的一流学者也不能例外。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序论”中写道： 西方从19世纪下半期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来，一般思想界日益进入危机。文艺和文艺理论方面也日趋腐朽颓废，“主义”五花八门，故作玄虚，支离破碎，大半仍是过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货色改换新装。它们在敲帝国主义文化的丧钟。我们在这种教材里无须为它们浪费笔墨。④ 朱光潜是20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宗师，以译介西方文论著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自己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他撰写的《西方美学史》于1963年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本西方美学史教材。朱光潜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西方美学思想一直在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理论创作实践做出结论，又转过来指导创作实践……美学必然主要地成为文艺理论”，⑤因此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西方文论史”。 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这种否定和排斥态度，并不仅仅属于朱光潜个人，也是中国当代主流学界的一个缩影。同样是国内权威学者的伍蠡甫，他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和撰写的《欧洲文论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这两部著作均不包括20世纪西方文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学者建构的西方文论图景不包括20世纪西方文论。我们所建构的西方文论图景，背景是西方古典文论，居于中心位置的，则是我们所择取的在当时尚属西方文论较为晚近的一支，即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论和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