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的人文思想与人文批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段怀清(1966—),男,湖北随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国当代文学思想、作家作品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梅光迪的文化思想经历了一次大的转折:从部分程度上对传统主流思想的批判,到背依原典思想对五四新文化的主要倾向进行猛烈批判。造成这一转变的思想引发和现实精神支持的,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及其人文思想。而与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倡导者、尤其是白话文学的倡导者胡適之间的关系,不仅成为梅光迪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批评与现实发生关系的媒质,也使他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批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个人风格。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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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1—0013—08

      一

      在1945年2月14日的日记中,时年已经55 岁的梅光迪又为自己拟订了一个不能不说宏大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此计划内容就像他最初所宣扬的人文主张那样涵盖中西、通贯古今。其中有关中国文化部分,梅光迪说:

      予近年来蓄志关于中国文化撰述,有以下数种,曰“洛下风裁”,述东汉末年党锢事实;曰“正始遗音”,述魏晋清谈状况;曰“韩文公评述”,曰“欧阳公评述”,曰“袁随园评述”,曰“曾文公评述”,曰“中国两大传统评述”。其中“韩文公评述”,可阐明吾国自唐代以来之文学源流;“欧阳公评述”则可窥见北宋文化及其士大夫生活之一斑;而“袁随园评述”,可描写乾嘉极盛时代之景象;“曾文公评述”则可将中国固有文化最后之光荣表露作一颂词,作一总结。

      不仅如此,雄心不已的梅光迪还计划将上述各书“用中英文并写,一以昭示中国,一以传诸西方”[1]。

      与上述有关中国文化的撰写计划相比,梅光迪这次为自己拟订的有关西洋文化的撰写计划同样庞杂得惊人,几乎涉及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有主要的思想潮流和主要作家:

      吾拟作以下各种之介绍,曰“近代西洋思想述要”,将自文艺复兴以来之思想于人生上发生效力者,如理智主义(Rationalism)、 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以及十九世纪至今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化论、帝国主义等,作一简要说明。纯文学方面则曰“近代西洋文学趋势”,叙述文学上之各派……又欲取近代作者声势最显赫者二三十人个别评述。其名单暂定如下:Voltaire、 Rousseau、

      Johnson、Goethe、Schiller、Scott、Byron、Richardson、Wordsworth、MadameStael、Chateaubriand、Hugo、Heine、Carlyle、Emerson、 Arnold、Tolstoy、Ibsen、Nietzsche、France、Whitman等。

      这样一份涵盖中西、贯通古今的研究和写作计划,不要说对一个年已半百之人,即便是对一个拥有充裕时间和旺盛精力的年轻人来说,多少也是过于庞杂和散漫的。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看世纪之初的《留美学生季刊》上由胡適编辑的、从梅光迪的日记和与胡適往来信函中摘录下来的那些评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人物的文字,只要看一看《学衡》创刊初期梅氏所发表的那些批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梅光迪这份研究与写作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呢?

      遗憾的是,当梅光迪因此而祈祷上苍能够赐予他“二十五至三十年”的时间,以完成上述计划的“十之三四”的时候,殊难料到的是,上天竟然只给了他不到一年的时间!也许是他已经预见了大限将至,并因此而愧感于往者与来者,才匆匆忙忙地为自己制定了这样一个多少带有一些自我安慰色彩或者理想色彩的研究与写作计划?不管怎样,至少梅光迪自己不应该感到吃惊的是,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友人或同事编辑出来而且未能公开出版的一本《梅光迪文录》,竟然总共只收录了十几篇文章、十万字左右!尽管有人称梅光迪“深恶标榜,文不苟作”,但是,对于一个直接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并一度置身于论战中心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对于一个作为一种个人思想表达方式的批评处于极度膨胀发达时代的文化批评者来说,即便是不与同时代那些著作等身的人相比,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教学写作生涯与十几篇文章、十来万字的文字成果之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达成平衡的。但这是事实,是梅光迪一生研究与写作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还有一些早期文论没有被《梅光迪文录》收辑进来,但总数量也不会有多大的突破了。

      可是,只要稍微知道一点留学异域之时的梅光迪在致好友胡適的信中所时时流露出来的那种少年豪气和远大抱负,只要稍微领略一下20年代初梅光迪对“新文化者”所展开的那些激烈犀利的批判,我们就不能不为如此单薄的一本《梅光迪文录》、为梅光迪一生的学术道路和成就——他那未曾完成的思想而感到惋惜。惋惜之余,禁不住生发出一些感慨。排除天不假年、时局动荡的因素,梅光迪自己又该为他未遂的理想和宏大的计划担负多少责任呢?

      除此而外,对于一个并不仅仅把自己视为文学批评家的现代人文思想的鼓吹者和倡导者来说,如果说吴宓尚有资格把主持《学衡》、组创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视为自己一生值得欣慰的几件现实事功的话,梅光迪则终其一生,可说是一事无成(注:梅氏主持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及后来的浙江大学文学院应不在此议论之列。)。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留美中国学生中,梅光迪是最早发现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及其学说的现代价值的人,是至为痛彻、至为深切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近现代一步步走向解体和流散,并为此而扼腕叹息的人,是最有计划地要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转换作不懈努力的人,也是在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一直表现得最无畏、最坚决的人。

      对于留美时期坚持以孔孟思想的“原意”以解近世学术与思想之弊的梅光迪来说,白璧德的出现预示着他自己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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