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6-0099-03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其命运便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潮起潮落而跌宕起伏。在西方世界，当19世纪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幽灵便只能四处游荡，到处被当作洪水猛兽而遭到“神圣的围剿”①。进入20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遭遇普遍危机，西方思想理论家们似乎突然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纷纷从其思想学说中寻找理论资源，来批判研究社会现实，乃至形成了影响不衰的“西马”学派。直至前不久，由“金融海啸”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西方社会再次把目光投向《资本论》，重新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思考分析诡异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在东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曾引发了震惊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东方革命奇迹，于是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地方被奉若神明。然而随着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却又受到普遍怀疑。但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似乎也并没有解决民众期待解决的根本社会问题，社会现实并不那么美妙乐观，人们还是回过头来，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重新认识思考现实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虽然自身命运多舛，但总是与社会历史发展息息相关，总是在这个社会遇到重大矛盾问题乃至严重危机时，被人们重新发现它的意义价值。 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当代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其中的哲学与人学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学说，同样具有当代意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而言，它显然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其中所蕴含着的世界观、历史观、人学观、美学观、文艺观等，也一直影响着现代文艺批评的发展。即便是在西方现代文艺批评潮流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也始终是其中几大主要批评形态之一，至今仍赓续不断。 只不过在我国当代文艺批评中，一方面由于急于反叛传统寻求创新，只顾埋头追“新”逐“后”，追赶各种新批评潮流；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发展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则又往往只顾迎合文艺消费而丧失应有的批评立场与精神，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传统逐渐被模糊淡忘了。实际上，联系当今社会发展与文艺发展的现实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精神及其观念、视野、价值立场等，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下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唯物史观视野。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观照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思想体系，其基本精神在于：要求将人类社会及具历史发展中的一切存在，都放到整个社会结构系统及其现实关系中来加以认识说明，而这个社会结构系统及其现实关系，最终又是由物质生活的生产关系这个基础所决定的。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无疑都必须放到这种理论视野中来认识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而言，这种唯物史观视野可以说具体表现为文艺批评的“历史观点”。 这里的“历史观点”并非一般所谓“历史主义”，除了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意识、历史眼光、历史视野之外，还具有其特定含义。 首先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唯物史观要求将一切社会历史现象都放到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认识，尤其要求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来理解。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恩格斯也强调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③从唯物史观的观点看，文艺现象无论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它都不过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精神生活过程显然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必须将它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真正认识、说明文艺活动的特性及其价值功能。这就为文艺批评与文艺研究确立了一种宏观指导思想。不过这里通常容易发生一个误解，以为把文艺纳入这种现实关系与社会结构系统来理解，无非是要突出和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与功能价值，或者说，只有当人们关注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之时，才需要去做这样的理解，似乎除此之外文艺的其他特性与功能价值，就可以与此无关。其实，按笔者的理解，唯物史观的意思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现象和事物，以及事物的一切特性与功能，都无不根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归根到底都必须由这种现实生活关系来说明。就文艺现象而言，并不仅仅是它的意识形态性，还包括它审美的、人生的、文化的种种特性与功能价值，还有艺术生产方式及其与艺术消费的关系等，最终都需要落到这个基本点上来才能得到切实的理解和说明。 其次从微观层面看，即便是对具体作家作品及其人物事件的评析，也要求洞察评论对象所关联着的那些历史条件和现实关系，把握人物事件所处的历史潮流，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中，深刻认识和准确评价人物事件。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中，批判分析了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及施里加等人的评论，指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以及那些伪善夸张的评论，完全从宗教道德立场出发，把作者的观念意图强加给人物，使人物变成了“批判的变态”，变成了抽象观念的形象符号。实质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扭曲的人性观，即“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作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作人的真正的所有”④。而这种颠倒错位的根源，正在于违背了唯物史观，根本脱离了人物的现实关系，把现实的人完全抽象化了，导致历史与人性的双重扭曲。在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的评论中，针对剧作把济金根骑士暴动失败归因于个人决策失误，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批评了这种唯心史观及其悲剧观，指出济金根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而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作为主要的出场人物，他们“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⑤。这无疑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深刻洞见。还有恩格斯针对格律恩等人“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所造成的歪曲，坚持把歌德还原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现实关系中，从而恢复对他应有的历史评价，以及恩格斯对当时现实主义小说家哈克奈斯、考茨基等人作品的评析，都无不体现了这种“历史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