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上半年，COVID-19病毒席卷而来，在国际社会尽最大可能保持社交距离以遏制病毒传播的呼声中，“居家办公”成为许多行业得以维持运营的重要途径，甚至在某些行业中，“居家办公”从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过渡为工作的新常态[1]。在这种“居家”与“办公”极端糅合的生产劳动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维度被外部力量强行挤压甚至消弭，而时间维度的优势却愈发凸显出来。尤其从“工作日”的角度来看，在“居家办公”模式的挑战下，其中的社会空间要素趋近于零，而时间要素却弥散至日常家庭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个概念是否还能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攫取剩余价值的时间秘密？重温马克思对“工作日”的剖析，或许能帮助我们对当下因疫情而急速产生的这一新变化有更透辟的了解。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用来重塑社会关系的武器，它不仅以千变万化的姿态占领生产领域，还因在其中凝结了的劳动时间而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劳动时间贯穿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产生活和意识形态层面最直观的一个表征是关于“工作日”的斗争。 一、“工作日”所表征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时间维度 “工作日”是一种特殊的时间计算单位。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时间做了专门的分类，但它本身的意义又不只是计时这么简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曾频繁使用“工作日”这一词语，但并未对其历史做专门追溯，也未对其做正面界定，常常使用“例如某个交换价值是一日的产品，它表现为一定量的金银，这一定量的金银等于一日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产品”[2]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是默认了这一词语所指涉的对象在当时政治经济学语境中作为常识出现的身份。 即便在《资本论》中最初提到“工作日”时，这一概念依旧没有得到充分的界定和辨析，它依旧被当作常识性的词语使用，比如“如果一件上衣代表x个工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2x个工作日，以此类推”[3]，或者“如果12先令的金额是24个劳动小时或2个工作日的产物，那末首先可以得出，2个工作日物化在棉纱中”[4]，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表明，作为一个概念，“工作日”不是一个艰深的术语，它指涉的对象浅显直白，这应该与人们将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成规惯例接受下来有关，并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自觉执行这一规定。但马克思对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论争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资本论》第八章专论“工作日”，其中第5节针对“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展开历史追溯。这又表明，“工作日”作为一个概念理解起来虽不复杂，但在社会历史中却承担着阶级斗争焦点的重任，它的被反复论争实际上勾勒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两大阶级利益日常交锋的轨迹。 在追溯“工作日”的斗争史之初，这一概念身上烙印的阶级政治色彩被直接提取出来： ……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筋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象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5] 这是一段带有控诉性质的描述，非常清楚地呈现出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以劳动时间为手段残酷剥削无产阶级的面貌。从描述中可见的是，工作日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及休息时间之间明显构成了冲突。简单来说，工作日所覆盖的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处于对立阵营。在资产阶级将工作日长度设置得趋于极限的情况下，劳动时间趋近于极限，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本应占用的具体时间则趋近于零，两者之间的比例畸形。从这一角度来看，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是不正常的、非人的。 “工作日”的长短因资本贪婪的增殖欲望而缺乏明确的界限，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它本能地趋向于无限延长。但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因正常的生理极限而要求将工作日的长度控制在正常量以内，并要求劳动力的买卖同样遵循资本家所宣扬的商品公平交易原则。这是生产劳动者与资本之间展开的关于“工作日”的斗争，它关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稳定性，还关乎资本扩张可能达到的边界。因此“工作日界限”的问题不仅仅是两个阶级在劳动时长上的论争，还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一方面，资本家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