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五四文学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其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也应该承认，迄今的五四文学研究较难取得实际性突破，究其原因，大概主要由于研究者观念和方法的落后，五四文学文体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对五四文学文体的探讨，研究者往往将思想内容与方式方法孤立起来，或把重心放在五四文学精神和思想运动的考察上，或着重从语言变革角度论析具体作品文体、作家文体及流派文体，这就为五四文学文体研究带来了模糊性、歧义性和矛盾性。 其实，伴随着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理论界地位的日益上升，文体的研究与语言符号研究的联姻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作为一种语言系统，在文体这一概念里，显然包含着言语主体（人），言语载体（由一定的语言词汇、规则所形成的言语链），以及言语信息三大要素，而文体的一个显著的功能即是将这三者凝固起来，从中显示出独特的审美意蕴，从而确立起本体的美学价值。由此可见，理解文体必须突破传统美学对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的机械分割。文体不仅仅是形式，也不仅仅是内容，它同时具有形式的一面也具有内容性的一面，两者以胶着的状态统一于文本的话语流程中。总之，文体就是文学作品中由主体的审美心理和精神结构所物化产生的话语体式。 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 五四文学革命是应思想革命的迫切要求而产生的，但实际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必须首先冲破文言体式的禁锢。因此，五四文学革命并未首先从思想内容的变革开始，而是以一场文学形式方面的革命——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尽管这场革命最初只是体现在普通语言学层面上（包括词汇、句法、修辞、技巧等），却反映出新文学倡导者进行语言工具变革的自觉意识。 白话文运动的核心人物胡适于1918年把他的全部文学主张归结为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指出：“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意思十分明确：他把文学革命与国民语言（白话）变革互相并列统一起来。表面看来，这一主张将文学革命的目的指向了文学之外，但实质上突出语言革命本身就意谓着向文体革命的接近。应该说，“十字宗旨”是对他在此前所倡导的“白话乃文学之正宗”这一口号的发展。语言符号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其首要功能是实用，其次才是审美。既然五四新文学运动首先面临着一个工具的变革问题，那么白话文运动作为其首要的任务就成为必然了。鉴于此，胡适将新文学运动的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第三步是“创造”，并将前两步视为新文学创造的“预备”工作。应该说这是认识到了语言符号作为文学思维媒介的发展规律，立志先解决其首要问题，即首要功能，至于他当时并未从审美功能上做更深入的思考，是我们所不能苛求的。 以白话文符号体系取代文言文符号体系，历来被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首难之役和最明显的成果之一，这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角度而言自然是没有疑义的；但对于新文学运动本身却只能说是成功的必要前奏。韦勒克指出：“语言的研究只有在服务于文学的目的时，只有当它研究语言的审美效果时，简言之，只有当它成为文体学时，才算得上文学的研究。”（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9页。）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白话文体”包含了两种层面的含义。 第一种是相对于文言文体而言，“白话文体”具有两个特征，即运用活的语符体系（白话）和使用现代文法。在这里“白话文体”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它的变化首先是词汇的变化，其次是构词、造句诸方面文法规则的变化。对“白话文体”的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而言的。韦勒克提出，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艺术性不在语言的材料本身，而在于如何运用、安排、整合这种材料，这时的文体乃是指它的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审美风貌，这才是五四文学的根本价值所在，才是我们所要探讨和考察的对象。 一代白话文倡导者既然是在第一种理解的意义上进行白话文运动的，那么这对于“白话文学文体”的真正建立，其意义何在？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理解为“把一个概念与一个有声意象统一起来”（注：索绪尔等：《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概念即所指，有声意象即能指，两者合起来就构成一个符号。在文言文语符体系中，能指与所指已建立起了稳固的联系，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空前繁多而活跃的新观念、新思想，即作为语言的所指层面空前膨胀，原有语符体系的能指层面已无法自由表达新的所指意义，亟待建立一套与所指相适应的新的系统，使能指与所指之间取得一种新的张力平衡。以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观之，现代白话语言体系并非是全新的，它是在继承古代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哲学上说，这仍属于量变，只有像钱玄同等人设想的那样将汉字拉丁化、西语化，才称得上是质变。但从现代结构主义学派所谓“话语方式”的视角来看，由于其口语化、自由化、精确化的特征，决定了其话语方式的“个人性”，即“五四”作家所意识到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超越了古代文言文符号体系话语方式的规范性特征，这堪称是一次富有质变意义的飞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白话文运动尽管还未深入到文学文体变革运动的本身，却确乎牢牢打下了文体变易的根基，为“五四”作家的现代文体探索提供了必要的广阔的“人类的地平线”（罗兰·巴特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