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2)01-0156-08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2.01.020 当代文学理论在经历了文化转向、后理论等话语的洗礼之后，开始走向“理论”的重构之旅。其中，文学理论渐次发生了文本转向、文学性泛化等知识嬗变，继而有关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独特性等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具体而言，在文化转向之后，对于文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美学探寻转向对意义、意义生产的关注；后理论时代那种曾经引起轰动效应的、主导学术思想潮流的理论话语，诸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已经被“碎片化”的理论所取代。在此背景下，美国文艺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文学理论未必指关于“文学”的理论，还可以从其他学科知识领域借鉴而来。与之类似的是，金惠敏认为文学理论并非只为文学服务，而是可以绕过文学服务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本，并由此构建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1](PP.1～8)于是，文学理论开始由关于“文学”的理论走向既不仅仅源于文学也不把文学作为唯一服务对象的“理论”的嬗变之旅。 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在对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认识的基础上，从“后文化研究”(Post-cultural Studies)的理论视域出发，审视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在“先验性”概念的介入下思考文学理论本身的独特性问题。这里提到的“后文化研究”是指在“文化研究”退潮之后，对于文化的关注由将其视为研究对象，转而视之为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范式。实际上，在2011年就有学者提出了“后文化研究”这一概念[2]，不过彼时学者们对于“后文化研究”的理解主要停留于将这里的“后”(post)视作一种时间概念，意指“文化研究之后”。到了2019年，有学者认为，后文化研究“是对当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曾经的学术热潮散去后的学术生态的一种判断”[3]，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理论视域来考量。本文即从这一理论视域出发，希冀对当代文学理论有新的认识与理解。 一、文学理论研究的“文本转向” 当代文学理论在经历了“大众”话语或“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4](P.373)的洗礼之后，出现了“后理论”“理论死亡”“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等言论。这些言论主要就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2020年10月底，孟繁华、张清华等人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年会”上批评当今的文学理论是空转的，只有理论而没有文学；文学研究必须是有文学性的研究，充斥于文学研究中的西方理论形成了对于文学性的严重挤压。[5]事实上，文艺学涉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分支”[6](P.4)，这其中对于“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之间关系的认识大多来自“英美新批评”的理论观点，即“‘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而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则要么是‘文学批评’(主要是静态的探讨)，要么是‘文学史’”[7](P.8)。“英美新批评”的代表性人物R.韦勒克认为，文学批评、文学史区别于文学理论的主要之处就在于它们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R.韦勒克强调，“文学理论如果不根植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7](P.32)。于是，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源流关系便成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共识。 然而，在“后文化研究”时代，文学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与阐释，而是早已溢出“作品”，走向“社会”。这就使得文学概念的语义场不断发生扩张，也即从传统的以“文学性”(literariness)语义为中心的美学/艺术扩展至泛文学性的社会文本。这样一来，“从作品到文本”的概念流变就成为当代文学观念转变的话语表征。而“文本并不止于(优秀的)文学；它不能被理解成一个等级秩序的一部分，也不是简单的文类的划分。相反(或者说恰恰如此)，构成文本的是对旧的分类体系的颠覆力量”[8](PP.154～155)。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本”概念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观，也即对于文学本体的讨论不应仅仅限于“经典文学作品”，而是要从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去重新界定文学/文学性，因为“从作品走向文本，此时的文本不是具体的书写产物，而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意指实践方式，在新的空间分配语义，拒绝任何固定的话语秩序”[9](P.37)。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中“文本”概念的凸显与“作品”概念的式微使得文学研究从传统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的美学或艺术学研究转向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也即出现了文学研究的“文本的转向”(textual turn)[10](P.368)。作为与“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一脉相承的“文本转向”，彻底突破了曾经由经典文学作品构筑起来的“高雅文化”的学科壁垒。对此，《文化：社会学的视野》(Culture：Sociological Perspective)一书有较为详实的论述。“在曾经是自我封闭的‘社会科学’边界之外，文学评论者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者开始借用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理论中其他解释性的、解释学的、互动论的思潮，从而创造了某种人文学科的革命，意在提醒评论家们认识到，在文学经典课程上研究的歌德和简·奥斯汀的作品之外还存在其他文本。”[10](P.378)在此情形下，以“泛文学性”为中心的“文本”概念就消解了传统意义上以“理性的感性显现”[11](P.142)为中心语义的美学概念，代之而起的是大量“文学”之外的文化现象渐次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 二、“文学性”的泛化与“先验性”概念的介入 文学研究的文本转向使得传统的美学观念被解构，大量文学之外的文化现象被作为具有“文学性”的“文本”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与此同时，文学理论开始疏离文学实践，其外在表现是文学理论不再仅仅服务于文学，更有甚者，文学理论也不完全源于文学实践，这其中，“先验性”概念有助于厘清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