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标题上这句话，见于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的遗著《文学语言及其受众》(以下简称《文学语言》)开篇——《导言：目的与方法》(以下简称《导言》)一文。在这篇几乎可算是他唯一的学术自述中，奥尔巴赫将自己的文学研究与罗曼语语文学同行斯皮策(Leo Spitzer，1887-1960)做了对比。在他看来，“斯皮策的解释始终关注的主要是对单个语言形式、对特定作品和作家的准确理解”，这与罗曼语语文学的传统正相契合；而他奥尔巴赫，则与斯皮策乃至绝大部分同行形成对照：“我的目的始终是书写历史(I，on the contrary，am concerned with something more general，my purpose is always to write history.)。所以，我从不将文本看成孤立现象，我对之提出问题。我的问题，而非文本，才是出发点。”① 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他的代表作《摹仿论》(或按原文书名直译为《摹仿》)。这部书从荷马史诗、《旧约》一路写到莎士比亚、司汤达、席勒、伍尔夫，确实有一条看得见的线性时间线索。甚至为了弥补全书在土耳其写作时留下的遗憾——公元600年至1100年这一段的空白，他的收山之作《文学语言》就确实处理了那五百年的历史。 但正如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说，《摹仿》事实上既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通史”，也不是一部“风格层次演变的历史”。[1](P196-197)正相反，无论是《摹仿》还是《文学语言》，恰恰集中关注的是特定作家、特定作品，以及这些作品的特定片段。 长达数百页的《文学语言》尤其“极端”。作为《摹仿》的补充，奥尔巴赫用于填补五百年文学史空白的内容，其实都是“断章”——他自己所谓的“fragment”。如《摹仿》开篇只是细致分析《奥德赛》第十九卷和《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二章第1-19节中的相关细节那样，《文学语言》的四篇文章，也分别集中分析了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第四章第18节，《埃涅阿斯纪》第七卷结尾部分，以及《神曲》论述“读者”的段落等。 这些片段式的写作，表面看来难道不是与斯皮策们大同小异？怎么会是在“书写历史”？奥尔巴赫是基于怎样的前提，认为自己所写的是“历史”，而不只是对具体作品的细节、片段及其语言和修辞形式所做的局部解剖和解释？ 文学研究既应该避免沦为饾饤之学，又需要努力摆脱大而无当的空洞之弊。弄清楚奥尔巴赫的逻辑，不仅对我们坚持从文学文本的语文学细部出发，真正展现文学自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具有启发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从方法论层面将微观与宏观、具体与普遍、个别与整全有机结合起来。系统而全面地讨论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我们拟通过细致研读《导言》做一点初步尝试。 一、历史主义与欧洲危机 《导言》与其第一稿《维柯对文学批评的贡献》②的最大不同在于，一开篇，奥尔巴赫并没有直接讨论维柯，而是从德国罗曼语语文学(Romance Philology)切入。这固然与《文学语言》一书的语文学特性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做出了两个重要区分。第一，他将罗曼语语文学的历史旨趣与德国历史主义区分了开来。第二，在前一个区分的基础上，他将自己的语文学研究与他的同行们区分了开来。 我们来看第一个区分。对奥尔巴赫来说，德国罗曼语语文学的情况是独特的(unique)。其尤为显著之处在于，这一语文学的分支，并没有完全遵循创始于乌兰(Ludwig Uhland，1787-1862)和迪茨(Friedrich Diez，1794-1876)的德国语文学所秉承的历史主义精神——植根于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历史主义精神。因为赫尔德等人的历史主义建立在个别民族精神(individual Volksgeist)的基础之上，而罗曼语语文学却是以欧洲作为整体(Europe as a whole)呈现其历史图景的。正因为此，德国的罗曼语语文学就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的德国语文学，毋宁说，二者具有两种不同的历史主义视野。 奥尔巴赫进一步解释了罗曼语语文学的这一区别性特征。在他看来，尽管罗曼语语文学因其强调整体欧洲而非独一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与德国历史主义具有根本不同，但这种强调普遍性的历史观，却又并不是启蒙主义那样非历史性、非辩证的。他说： 罗曼语语文学的历史主义创立了关于人的辩证观念，其辩证之处就在于，它建立在个体民族的差异性之上；因而它比纯然启蒙主义的关于人的非历史、非辩证的取向更深刻也更现实。没有任何一种学术研究——至少在欧洲没有像德国罗曼语语文学一样如此自然地青睐历史主义观念。(第5页) 具体却也普遍，普遍而又不忘记差异。奥尔巴赫就是这样，以历史主义为线索，彰显了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在奥尔巴赫心中，罗曼语言学，既反对德国历史主义忘却欧洲整体性的“多”，同时也反对启蒙主义式的取消民族性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