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批评和商业批评，是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特有文学批评现象，尽管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也曾轻描淡写地提到过商业性因素影响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也曾作为分析批判对象，尤其是阿多诺和葛兰西，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写过详尽的阐述文字，但是把商业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形态来加以研究，而且其本身真的可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命名客体，则只能发生在90年代的中国。而所谓“位置批评”，则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个案，它同样是90年代文艺批评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以这样说，它们共同构成了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道风景。 一 位置批评当然不可能是学理意义上的批评范式，但却是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是研究视野绝对不可忽视的批评状态。 位置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职业批评，是指从事某种特殊职业而进行的文学批评，这种职业存在于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间团体，如文艺或文化主管部门，宣传部门的文艺机构，报纸的副刊，文艺杂志或社科学术刊物的文艺批评版面，出版社的编辑岗位，批评家协会或文艺理论学会以及影视机构中的文艺单位，诸如此类，栖身着一大批以文艺批评为现实生存之道的文艺批评操作者。他们既不完全代表官方意志，更不可能完全代表民间意志，而且所作的表态和承诺，又都不是独立学术个体的个人意志。他们代表岗位说话，以位置优势获取中国文学的在场发言权，又以位置为渠道迫使社会各界倾听，具有左右社会格局的言说力量。我们把这样的批评称之为位置批评，而把这些岗位上的成名人物，称之为位置批评家。位置批评家及其位置批评的出现，使得9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更加扑朔迷离。本来，这样的职业以及从事这类职业所撰写的批评文学，在过去同样也有，而且往往因其位置优势而使批评更加真切和亲情一些，但他们大多是以纯粹个人的陈述方式来介入的，所以仅仅是整个文学批评界的一种补充力量。即使是在80年代，这些岗位的绝大多数人都还不会以瓜分文化利益的姿态介入文学批评，而是以一种牺牲精神去从事组织和服务性的工作，他们对岗位和位置的坚持与固守，体现出的是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但是90年代就不同了，处在岗位位置的人们纷纷直接出场，譬如文联召开讨论会的时候，发言最充分的可能就是文联里的人，尽管大学和研究所里的学院派专家也偶尔会应邀参加，但已经只是捧捧场的次要角色，有时甚至会有一种遇恩后的荣誉感。90年代的文学批评会议最为繁多，甚至常常开到人民大会堂里去，这是80年代乃至以前的文艺批评连梦想也不敢如此大胆的事情。此种辉煌当然是位置介入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每一次从报纸上浏览出席会议者的名单时就不难发现，学院派的文艺批评家大多不在其列，出场的大多是那些岗位和位置上的文化人，并且冠之以“批评家”或“著名文学评论家”。 位置批评力量的显现特征，在我们眼里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他们可以操纵和策划。在现代社会情境里，任何大众效应都是通过传媒得以实现的，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曾有过精深的研究。具体到中国情境而言，位置批评家们则占据着大众文化传媒的操控位置，有时甚至会利用组织的功能，策划出各种各样的文化事件，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学批评事件。在整个90年代，至少流行有三种重要的策划方式：A.会议策划方式。把持着文化权力的位置批评家们，策划出无数的文学批评性的会议，诸如作品讨论会，作家研究会，评奖颁奖会，影视观摩会，成果展览会，名人纪念会，地域文学座谈会，等等，所有这些会议，都直接间接地扩张了他们的文学意志，程度不同地形成其对社会公众的文学召唤力量。这种召唤，不仅会遮蔽整个社会文学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暴力。在这些会议批评里，位置批评家们大量兜售他们粗制滥造的廉价批评产品，以数量压倒质量，实现其对全社会文化消费的最大配额占有，从而事实上成为文学生活和文学状况的强大调节力量。毫无疑问，在整个文化倾销过程中，并不排斥优秀成果的存在客观性，而且也不排斥一些位置批评家从一开始就怀有“文学救危”或“文学改良”的善良动机。但问题是，一方面即便如此也会受到合法性的质疑，另一方面，他们毕竟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根本不足以均衡整个文学策划思潮的负面效果。B.出版策划方式。所谓“出版策划方式”的意思是指，位置批评家们通过新闻、报纸、电视等广义出版行为，人为构思某些文学倾向或文学主张，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或氛围效应。90年代以来，很多文学刊物都已经失去了从前的沉着，浮躁地卷入策划潮流中去，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诸多90年代文学流派或文学思潮，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虚假文艺现象或泡沫文学现象，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它们大多是一种出版方式策划的结果，是某些刊物或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坐在办公室里的杜撰结果。C.评奖策划方式。当代文学发展到90年代以后，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并没有出现长足的进展，有些文学门类甚至有大面积滑坡的情况出现。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各种文艺奖励却特别繁多，有全国性的大奖，亦有地方性的小奖，有一年半载的稳定性奖项，也有临时拼凑起来的奖励名目，各种诱惑性的奖励已经成为左右90年代中国作家的重要调节力量，在文学行为引向获奖行为的创作误区中，大批中国作家的创造力和思想责任都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精神的物化趋向一方面现实地给了作家们一部分利益，但另一方面却隐然已长久性地损害了作家们的生存特权。奖励及其操作中的评奖过程，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学批评尺度，尽管只是由一部分位置批评家借助位置的力量来予以实现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成了普遍性社会功能的一种表述方式，有时甚至会演绎为一种主旋律表述。总之，通过这些策划方式，达到了位置批评家们策划和操纵文学批评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