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8-0001-08 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形态中，影响最大且产生持续争鸣的莫过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二者均源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继承，但却由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关注点、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状况，以及所回应和汲取的其他现代理论资源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具有人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不同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肖恩·克里文(Sean Creaven)认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Humanist Marxism)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的、或哲学的批判形式”，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 Marxism)则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客观科学”。前者可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则属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①二者分别代表了20世纪重新解读、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路径，它们之间的论争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矛盾与张力。文特森就明确指出：“人道主义的主张与科学主义的主张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内部主要的哲学分歧。前者通常指的是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的著述，他们试图把人类自由因素融入到社会理论与经济理论中。争论的另一方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承，它来自恩格斯和考茨基后期的著作中，并以一种较为隐蔽的形式传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著述之中。该理论试图找到某种社会发展的客观的、决定性的结构法则。”②尤其重要的是，这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已经溢出欧洲而波及中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因此，梳理和辨析这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论争，揭示其内在矛盾和张力，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西方人道主义传统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英国学者凯蒂·索珀认为，人道主义(Humansim)“(肯定地)诉诸基本人性的概念或可借以确定和理解人类的共同基本特征，因而(否定地)诉诸那些指称并试图解释这种共同本质的歪曲与‘失落’的概念(‘异化’、‘非本真性’、‘物化’等等)。人道主义认为历史是人的思想和行动的产物，并因此断定‘意识’、‘能动作用’、‘选择’、‘责任’、‘道德价值’等范畴对于理解历史是必不可少的。”③按照这个定义，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历史主体性，关注人的存在状态、幸福、价值意义的思想观念都属于人道主义的哲学范畴。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哲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真正对世俗社会和人的存在的关注是从智者派开始的，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存在是万物存在的价值基点。进而，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呼吁，提倡用理性去检验生活。正如塔纳斯所言：“用苏格拉底的方式实践哲学，就是要不断地使一个人的思想在同其他人的认真对话中经受理性批判……一个人的成就，只有以不断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判的反思为代价，才能获得。”③古希腊哲学由自然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转变被看作“希腊人的启蒙运动”。但是，这种思想运动随着基督教的兴起逐渐衰落，中世纪成为神学的时代。文艺复兴通过提倡复兴古希腊文化来建立一种全新的人文主义，提倡人性的恢复和张扬。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就说，人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近现代哲学更是以人的存在为核心，体现着哲学家和艺术家们的人道主义情怀。作为哲学史上的“总问题”，人道主义幽灵般地徘徊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哲学王国之中。这种人道主义传统体现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诉求，往往被学界称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认为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不同在于马克思主义最终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进步的内在潜能，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等对人的奴役的反思和批判，来建构一种自由、平等、人人都可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思想和学说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倾向，并建构和形成了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这一潮流中，人道主义也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美学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④1923年，卢卡奇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被称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经典’”，⑤学界也因此将这一年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的开端。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从西美尔和韦伯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发现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马克思。卢卡奇看到，在20世纪初期，“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⑦此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未出版，卢卡奇是在阐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拜物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物化”理论，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价值被无限抬高，而人自身被等同于物，其价值被漠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得到了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并成为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青年马克思，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和美学快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对象。韦尔默认为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有两条进路，一是《手稿》中对“劳动、私有财产、(工人在他的产品和他的活动中的)外化，以及那些已经在人的劳动中被异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恢复”，二是《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现代社会中个体成员分裂成自利的资产者和抽象的公民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问题就在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⑧无论是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还是卢卡奇的“物化”，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和地位的反思与批判。这种人道主义倾向获得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以及亚当·沙夫、伊凡·斯维塔克、科西克、赫勒、马尔库什等诸多东欧理论家的认同、继承和发展，从而成为20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形态。正如伊凡·斯维塔克所言，在20世纪中期，“人的整体——完整地思维着的、感觉着的和爱着的人成了新哲学的主题、美学的主题和人道主义人类学的主题”，甚至认为“没有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没有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是人道主义”。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