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为保安《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最后号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宋贵仑在协助龚育之完成了《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的编辑工作后，出版了《毛泽东与中国文艺》一书。宋贵仑强调，由于毛泽东保安《讲话》“这篇文稿，不大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所注意”②，因此，1992年在编辑出版《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时，“将这篇讲话作为卷首篇，应该说是最合适、很理想的”③。基于此，《毛泽东与中国文艺》一书对保安《讲话》给予了特殊关照。全书上中下三篇，每一篇都论及此讲话。上篇开卷即为《毛泽东与中国文艺协会》，宋贵仑指出，保安《讲话》“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专门就文艺问题向文艺界所作的第一次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④。中篇介绍了《毛泽东论文艺》(修订本)新发表的15篇文稿，其中第一篇便是保安《讲话》。宋贵仑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的“一些重要思想在这里已有雏形”⑤，“这里包含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这是1942年《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思想的雏形”⑥。下篇则再次强调，以“两个发扬”论为标志，“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始产生”⑦，“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始形成”⑧。宋贵仑的“标志”说得到了龚育之的支持，认为此说将“过去被忽略了的”、其中“有重要提法的”的保安《讲话》“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开端，这个论断就是新的、有见地的”⑨。不过，也有研究者对“标志”说进行了质疑。⑩ 强调长期以来被忽略却又“有重要提法”的保安《讲话》“很值得注意”，极具见地。但是，仅仅将“两个发扬”论的意义归结为“包含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思想的雏形”(11)，是“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思想的雏形”(12)，却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保安《讲话》“标志”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始产生”或“开始形成”，更是差强人意，似是而非。丁玲关于延安文艺有个提法值得注意：“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密切联系，从苏区文艺、红军文艺、以及‘五四’以后新文艺与左联提倡的大众文艺等优良传统发展起来的。”(13)如果说宋贵仑之论着眼于“到哪里去”，那么丁玲之论则偏重于“从哪里来”。从“五四”后新文艺、苏区文艺、红军文艺、左翼文艺来，到延安文艺去，比较清晰地勾勒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文艺的来龙去脉。 1992年以前，毛泽东的保安《讲话》“不大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所注意”；在过去的30年里，人们对此仍鲜有关注。故本文细致研读这一重要文献，以就教于方家。当然，本文所关心的不是“两个发扬”论能否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开端”，而是它的“来龙去脉”，是它所指向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理论目标与意义。 一 “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1936年6月，中共中央移驻保安。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并采访了毛泽东，于是有了广为传播的《红星照耀中国》。11月，曾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著名作家丁玲从国统区来到保安。“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十年山沟的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14)故此，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高标准高规格高调接待了她。中宣部在窑洞里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悉数参加。毛泽东甚至赋《临江仙》一词相赠，并以军用电报发出。词曰：“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5)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主席赠诗词，且以电报传。这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姿态，一个重大而明确的政治文化信号。它表明，在中央苏区的“西北”或“后瑞金”时代，文艺家、文化人在中共中央正在策动创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可能具有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丁玲到达保安不久，中国文艺协会便宣告成立了。作为“党中央领导下的第一个全国性文艺团体”(16)，至少是长征结束后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文艺组织，中国文艺协会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协会的命名。文艺协会由最初设想的“文艺俱乐部”(17)，到讨论中的苏区“文艺工作者协会”(18)或“苏区文艺工作者协会”(19)，再到筹委会拟定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最后在成立大会上，根据毛泽东建议一锤定音，改名为“中国文艺协会”(20)。 由“俱乐部”而协会，由“苏区”而中国，由“文艺工作者”而文艺，是极具创意与张力的。此前，中共领导的文艺社团，苏区的皆带有区域性、阶级性特点，如八一剧社、工农剧社等。国统区带“国”字号的文艺社团，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则不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党派性，而且具有明确的专业性、行业性。“中国文艺协会”则不然。由“苏区”而“中国”，不仅有一个空间的扩张，更有一个“去政治化”“去党派化”之嬗变。因为此时之“中国”已非区域性割据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是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21)，其统战性质十分明显。而“文艺”之取代“文艺工作者”，则凸显了由传统的个人、同人呼朋引友式的文人结社，一跃而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领域，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这一命名路径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不但在中国革命文艺史，就是在中国现代文艺史，都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性质与意义，成为政治、政党、政权直接介入文艺宣示文艺主权和文化领导权的标志与界碑。对此，毛泽东的表述可谓直言不讳、痛快淋漓：“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