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因为出版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洪子诚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的采访，在回答记者关于“为什么关注文学史”的提问时，洪子诚称自己之所以研究文学史，是因为缺乏做文学批评的才气（注：赵晋华：《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更感兴趣——洪于诚访谈》，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15日14版。）。对于性格谦和的洪子诚，这是典型的自谦之语，不过，不了解洪子诚的人却很容易从中听出调侃乃至嘲讽。因为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已成时尚，文学研究早已不是文学批评一统天下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兴趣由“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转向了所谓的“文学史问题”，这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语境转向90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使是在一向被认为“无法写史”（唐弢先生的名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史”也成为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关键词”。以至在洪子诚工作的北大中文系，由于以文学史问题作学位论文选题的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越来越多，作为“文学史转向”始作俑者的洪子诚竟常常不得不反过来苦口婆心地规劝学生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结果总是收效甚微。这样的情景，在将“当代文学”等同于“文学批评”的80年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在90年代开始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转向”中，洪子诚称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以同代人难以理解的执著在最没有“历史感”的“当代文学”领域思考“文学史”问题，并最终凭这一看似不合常理的组合从容超越常规研究，使当代文学研究得以呈现全新景观。洪子诚近著甚多，影响最大的当然是1999年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但我认为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新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问题与方法》却价值更高。《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后，好评如潮，但多停留于就事论事，对于这部文学史全新的结构方式背后隐含的方法论的突破却语焉不详，更少有人关注到洪子诚对文学史方法论本身所作的相关思考，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成就以及洪子诚对文学吏问题始终不渝的关注，显然都不可能简单地通过个人研究自由或个人知识兴趣加以充分解释。这正是《问题与方法》的意义所在。《问题与方法》记录了洪子诚对包括“文学史意识”，“文学与历史”、“文学史与叙述”、“历史记忆”、“左翼文学”等在内的一系列文学史基本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对80年代主流文学观念中一些不证自明的理论预设的质疑和追问，形象地展示出对“文学史”的关注和思考如何影响和改变一个80年代的文学研究者理解文学和认识自我的过程，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它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 一 如果我们将文学批评定义为批评家对当下作家作品的研究，而文学史则既指以进化史观组织文学现象，也指文学研究中的一种历史意识，那么，从90年代开始的以洪子诚为代表的所谓“文学史转向”，应该说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展开。按照韦勒克在其著名的《文学理论》中的分类，“文学研究”由“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三大门类组成。尽管作为形式主义批评家的韦勒克认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可以并存（注：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2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但三种文学研究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实际上是不均衡的。选择何种方式进入文学研究，常常与研究者的文学观念有关，而文学研究方式在不同时代的兴盛与衰微，更与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能力联系在一起。许多人至今不能理解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文学史转向”，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研究“当代”，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殊不知这一看起来天经地义的理解其实与80年代特定的文学观念有关。8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学观以所谓的文学发展“断裂论”来结构文学史，将左翼文学完全同启蒙文学对立起来，根本不承认50-70年代文学的价值，“新时期文学”被表述为对被中断的“五四”文学的回归，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代文学研究”才被实际等同于以当下文学创作为对象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被等同于文学批评。 对80年代的当代文学研究，洪子诚明确表示了不满：“为什么胡适、朱自清写在距新文学诞生仅有五年或十余年的书，就可以列入现代文学史的评述范围，而且给予颇高的评价，没有人说他们当时不应该做‘史’的研究，而在80年代，‘当代文学’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却还提出‘不宜’写史呢？这个问题我就想不通了。”（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49页，三联书店，2002。）洪子诚意识到的这一问题在90年代以后变得更为突出。一方面，“当代文学”的时间越来越长，到90年代已经远远超过了只有30多年历史的“现代文学”，不仅50-70年代文学早巳成为历史，更重要的是，随着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乃至文学环境的巨大变化，我们曾经深陷其中的80年代也在迅速离我们远去。在9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讨论“新时期文学”，竟常常使人产生恍如隔世之感，在这一背景下，“当代文学”的文学史问题开始进一步凸现，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9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的变化，尤其体现在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命题之后，人们得以以一种不同于80年代的方式思考我们置身的这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尤其是当人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些不同于80年代的知识方式进入到人文学术研究的时侯，80年代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一些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如“个人性”、“文学自主性”等概念开始瓦解。譬如说，在读完洪子诚那篇题为《“当代文学”的概念》（注：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之后，我们就很难继续相信“当代文学”只是一个中性的学科概念，洪子诚以丰富的文学史资料向我们证实，“当代文学”其实是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含义的文学史范畴。如果接受洪子诚这一推论，“当代文学”与“当代”或“当下”的关联显然就已经不再是顺理成章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