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论著都将《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视为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将钱锺书视为中国比较文学举足轻重的大家。但是，钱锺书却从未认可过他的“比较文学家”的身份，很不愿意被贴上“比较文学”的标签，明确宣称他的方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注：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的确，把钱锺书的著作完全纳入比较文学或某种西学，是一个十分冒昧与愚蠢的企图。对于现代西学，钱锺书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始终坚持在不同的理论立场与思想境界之间自由穿梭，借助于不同的立场与方法，沟通中西，解构体系，创辟他独特的话语空间。（注：参阅拙作《论钱锺书著作的话语空间》，《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因此，比较文学只是钱锺书所借鉴的理论立场之一，并且已经与其它现代西学融为一体。它不仅是跨文化跨语言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是打通古今、旁及百科的比较研究，这或许就是钱锺书所谓的“并非一般意义”的真正含义。我们将钱锺书与比较文学独立出来加以论述，也只不过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而已。 一 尽管钱锺书自述他的方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但是比较文学又是所有现代西学中他直接论述最多的一种。他不仅对比较文学提出了大量的精见卓识，而且他的全部著作也呈现出强烈的比较文学的特征，可以说，钱锺书从理论到实践，从具体的个案研究到比较诗学、比较文化以至翻译研究（注：由于翻译研究在钱锺书比较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本人已有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都作出了超迈前贤的巨大贡献。 钱锺书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论述与研究，大量散见于《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及一些单篇著作。早在1945年的《小说识小》中，钱锺书就将中国古代小说与外国小说加以比较，或平行类比，或追溯渊源，作了颇为精彩的比较文学研究，并且深刻地指出：“近世比较文学大盛，‘渊源学’(chronology)更卓尔自成门类。虽每失之琐屑，而有裨于作者与评者皆不浅。作者玩古人之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会心不远，往往悟人，未始非他山之助。评者观古人依傍沿袭之多少，可以论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为因为创。”（注：《小说识小》（二），《新语》第5期（1945年12月）。）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自称“比较文学”是他的“余兴”，与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如耶鲁的Lowry Nelson Jr.、哈佛的Harry Levin、Claudio Guillen等人，“谈得很投机”，都认为：“比较文学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学肯有科学的普遍性；一个偏僻小国的文学也常有助于解决文学史上的大问题。”（注：钱锺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访美观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钱锺书对自己的比较文学观表述得最为集中的，就是1981年张隆溪整理的《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在这篇文章中，钱锺书系统阐述了自己对比较文学的看法，对中外文学比较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当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并不是纯属臆断的牵强比附，钱锺书借用法国已故比较文学家伽列(J.M.Carre)的话说，“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比较不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异，是在明辨异同的过程中，认识中西文学传统的不同特点。而且文学之间的比较应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联系（注：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这些论述与精见，显示了钱锺书对比较文学的深入理解与精见卓识，对当时的知识界与学术界来说，无疑也是疏瀹心胸、开张耳目之见。 应该说钱锺书从理论层面对比较文学所作的论述，并不足以说明比较文学在钱锺书理论立场中的特殊地位，真正代表钱锺书对比较文学巨大贡献的是他所作的大量精彩而经典的比较文学研究个案。这些俯拾即是的研究个案散落于《谈艺录》、《管锥编》等论著中，充分体现了钱锺书打通中西文化、跨越学科话语的理论立场。 众所周知，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对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通过对双方事实联系的考证与研究，剖析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不同特点与创新之处。钱锺书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最重要的是1935年到1937年完成牛津的学位论文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注：戴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Vol.1 No.4及Vol.2 NO.1-4。）。这篇洋洋数万言的学位论文，一如钱锺书所有中文著述，旁征博引，左右逢源，通过游记、回忆录、翻译、文学作品等等史料，第一次系统翔实地梳理论述了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对其中的传播媒介、文化误读以及英国看中国的视角趣味的演变等都作出深入的剖析。可以说，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个案。除了这篇长文外，钱锺书再没有作过这样集中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即使有，也只是一些零星的溯源探媒。钱锺书的比较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他认为，就中外文学，尤其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而言，直接影响的研究毕竟是范围有限的领域，而比较文学如果仅仅局限于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的研究，按韦勒克(Rene Wellek)讥诮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文学“外贸”(the "foreign trade"of literatures)。在没有相互传播与影响的情况下，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不同文本同样会有机杼相同、波澜莫二的吻合，理论家批评家也会有无心契合会心不远的见解，即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寻绎出人类共同的诗心文心。钱锺书指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litterature generale)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注：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这种超越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比较文学的崛起，已日益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共识。不仅要超越事实联系进行“类同”与“对比”的研究，而且还要把文学与人类的其他知识话语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研究，《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就充满了大量的这种研究个案。比如论宋玉的“登高而悲”的浪漫情绪，就胪列古典赋、文、诗、词、曲中反复出现的类似意境，又对比了英国斐尔西、卡洛尔，法国龚古尔兄弟、波德莱尔，德国诺瓦利斯，意大利列奥巴尔迪等著名作家、诗人的名句，指出这种“登高而悲”的情绪在中外作家中齐心同慨，不乏其人（注：《管锥编》，第623页，中华书局，1994。以下版本相同，不另注。）；比如由“鳖咳”一语的“创新诡之象，又极嘲讽之致”，谈到《续玄怪录》中的薛伟化鱼，与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人化甲虫颇为类似，指出其共同点就在于“群居类聚而仍孤踪独处之象”，并且进一步阐发“当面口动而无闻，较之隔壁传声而不解，似更凄苦也”。（注：《管锥编》，第568页。参阅第1065页。）至于钱锺书对王国维与叔本华关系的比较与辩析（注：参阅《谈艺录》第24、348-352页，中华书局，1984。以下版本相同，不另注。可参阅《管锥编》第五册，第264页。），则已由文学文本的比较研究，扩大为与哲学、心理学、佛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充分显示了比较文学科际整合的独有优势。正是在这种科际整合的跨学科研究中，钱锺书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当境厌境，离境羡境”的基本现象，并以之作为解读文学文本的依据，对《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估。当然，随意性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钱锺书也告诫大学：“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注：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这也可以说是平行研究中的一条基本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