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小说再现事件，不是以追求历史真实或还原事件为己任，而是一种富有历史责任感、且兼具美学理念的记忆书写。小说中的事件再现，既是对厚重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是折射现实的方式，其中不乏新颖独特的形式。通过对题材、主题和形式的分析归类，本文指出界定创伤小说为一种新次文类，不仅是小说文类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于文化创伤研究有重要意义。
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和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的《痕迹》(Tracks)，都能不同程度地再现瘟疫的巨大破坏性和毁灭性，这些虚构事件所参与建构的瘟疫集体记忆或文化创伤，绝非各自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这些虚构故事的题材，或隐射真实历史灾难，或刻意杜撰，事件的真实性明显让位于境遇和感受的真实。虚构文学的文类中，当属长篇小说最能全面、深入和有效地再现事件①。小说里再现的事件，绝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故事新编或事件重构。毕竟，小说家从来不是实录历史的那个人。 显然，小说绝不等同于历史叙事，历史真相从来不是其终极目标，而虚构真相中往往蕴含着美学价值和人文关怀。文学和历史分属不同学科，二者或有交集，但重心和诉求截然不同。至于哪一个更接近真理，则见仁见智。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诗)犹胜历史，“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81)。文学的艺术性，赋予其超越历史的哲学性和普遍性。历史则是以纪实为己任，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的篡改，皆为史家不齿。文学虽不拒绝历史，但却绝不奉“信”为圭臬。可以说，文学再现之于历史真相，犹如神之于形。至于文学中再现的历史片段，有可能形神兼具，但究其实质，却不是希冀还原历史真相，而是搭建从真实迈向虚构的桥梁。 这意味着小说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想象和再现历史。经由文字建构的虚构真相，并不直接告知读者历史真相，而是提供一面有棱角的镜子，让读者自己去寻觅历史中的真理。20世纪史学界对官方历史、宏大叙事、权威真相的反思和批判，以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叙事理论最富洞见。怀特指出，现存的权威历史，是用文字记录的史实，叙事即其本质。用语言完成的历史叙事，必然带有语言的虚构性，因而历史学科发展的新契机，在于确认其与文学想象的固有联系(怀特，《历史叙事学》170、192)。同时，“大量文学写作并非虚构”(White,“Historical Discourse” 32)，对历史叙事有着直接影响的，是文学语言或文学写作中的修辞、诗学和象征，而不是文学写作中的虚构性。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彰显历史话语对文学语言或文学写作借鉴之余，还暗示文学不乏值得肯定和深思的历史性。然而，怀特试图析出文学中虚构性的做法，却可能会削弱文学再现的艺术性和创造力，贬低虚构真相的价值。其实，以小说为例的虚构文学，既不乏为虚构服务的修辞、诗学和象征，也肩负建构不容小觑的虚构真相的重责。本质上，虚构真相复杂且不确定，与历史叙事试图还原的、纯粹和确凿的历史真相，有着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于小说而言，主要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小说自诞生伊始，内容和形式都得到极大地挖掘和发展。从题材、主题，到叙述方法、情节、人物刻画、语言，小说都致力于探索不同的素材和手法，体现新意。但是，小说绝不纯粹以标新立异为宗旨，其现实和历史责任，决定了它和历史真相之间有着间接、迂回、紧密的联系。这样，小说再现事件，虽不是以追求历史真实或还原事件为己任，但却是一种富有历史责任感、兼具美学理念的记忆书写。小说中的事件再现，饱含厚重的现实和历史，亦不乏新颖独特的形式。因此，通过再现特定事件，小说倚赖“弥赛亚式时间”，创伤性事件和创伤想象得以有效结合，不仅包容个体的记忆，还能共同书写和建构社会的、历史的、集体的和文化的记忆(安德森23-33)。这类再现特定事件、书写和建构文化创伤的小说即创伤小说。 一、一种新次文类 文学类型，用弗莱(Northrop Frye)的话说，即“文学传统”，因为文学类型研究是以研究传统为基础(96)。具体而言，文类研究并不仅限于分类工作，即将某一类型划归于某种文学传统之中，还应该同时阐明该传统，并指出其类属特征，从而揭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247-48)。文类研究的重点，即分类、解释和梳理，研究范式应具备相应的深度和广度。以瓦特(Lan P.Watt)的文类研究为例，有点有面，剖析丝丝如缕，不仅重视小说类型的历史维度，而且避开形式至上的结构主义误区，充分展现小说这一新文学类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