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8)02-0178-07 有别于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声称和冀望——实际上既不可能也并没有做到把社会历史完全、严格、彻底地屏蔽于文学的语言结构之外，英美新批评并非只有美学的观点，没有历史的维度。英美新批评的历史维度及其与美学维度的联结方式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其中的深刻之处虽然不乏片面、偏颇，但对于以“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辩证结合为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并非是根本敌对和完全没有相合之处的，与英美新批评同时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程度不一地从中获益匪浅即为旁证。然而学界对于英美新批评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由于多将目光投注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形式审美层面和内涵的开掘，而无意有意间疏忽了对其客观存在的历史维度及其与美学维度的特殊联结方式做出清晰认识和深入剖析。鉴此，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阈出发，通过批判地考察英美新批评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揭示英美新批评在此问题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中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厘清英美新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相恰与龃龉处，从而发现英美新批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之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可资鉴戒之处，批判地汲取其中的合理部分，以利于后者“当代形态”和“中国形态”的建设。 一、新批评对传统批评理论的纠偏 新批评对语言形式结构的关注凸显了文学的自律性，反拨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历史实证主义和主观印象主义的路向。英美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并非如一些批评者所言完全放逐和屏蔽了社会历史，只看到文学的审美形式层，或强调内部的形式是文学的存在方式、理由和目的，是文学使其区别于人类其它话语和活动的本体，实际上在它的理论中同样有历史，只不过这种历史是已经形式化或文本化了的历史，历史是形式视阈中窥见和拼接的历史。新批评是一种兼顾文本形式和社会历史的文学批评理论，其对文本形式和历史的关系有特别的理解和规定。在其看来，历史只存在于文本的形式之中，而文本的形式是一个自绝于历史之外的自足世界，是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方式和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本源。韦勒克的批评理论作为一种审美批评，激赏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因素，但并不因此而赞成以“比较狭隘意义上的美学价值”，如文体风格、篇章结构或一般的表现力等为标准从事文学批评，只注意文学作品“出色的文字表达形式”而不及其余，这种过分“审美”的观点将“失去对社会的、语言的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以及其他左右文学的环境因素的清晰认识，而且也无法了解文学传统的连续性、文学类型的演化和文学创作的过程”[1](P.11)，后者在韦勒克看来相比前者更为重要和根本，是内在于文学和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理由与根据。韦勒克承认社会、语言、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但否认经济、政治、技术等文学具有更为根本乃至决定性的作用。韦勒克主张文学研究应有历史的观点，但在他眼中，所谓历史只不过是透过文学文本视野的、自在的历史，而外在于文学的社会历史与被认为与真正的文学无关，因而被其排斥出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节奏、格律、文体、意象、叙述、文学类型等被韦勒克视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根据，只有对这些做出分析和理解的研究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韦勒克尽管对美感主张持一种非狭隘的开放立场，但还是只认为风格、章法等才是纯粹的美学因素，这些因素即使受到社会历史的影响，也只是把社会历史狭隘地界定在“文化传统”的范围内。 新批评认为文学不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而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彰显了文学的实践性维度。韦勒克承认文学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主张对文学作社会历史的研究，但断然反对把文学作品简单地当作社会文献或社会现实的写照的做法，尖锐地指出传统的这种“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都是“较为狭隘和表面”的，它局限于回答文学与一定社会状况、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间的关系，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在社会上的地位等问题。因为社会哲学立场的不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便会呈现出差别，因此这种讨论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研究，不若申明的是某种社会哲学立场。将文学作品当做文献的文学研究把文学看作与一般社会实践无甚本质区别的社会活动，认为文学是内在于一般社会实践，并与其它社会实践存在某种决定、制约、作用、高低关系，忽视了对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特质——文学性或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审察和关注，文学的社会性体现和社会功能的发挥都是建立在文学的特质的根基上的。不仅如此，韦勒克也拒绝从文学是社会进程的简单反映出发说明文学与社会问的关系，在反映论的逻辑下，文学将被当作某种社会文献所考察，但艺术的品质并不必然与其和社会现实的相符与否相联系，艺术的价值并不由其反映的社会历史的伟大性与否所决定，历史和社会的真理不等于艺术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就被韦勒克看作是这种“狭隘和表面”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之一种，它是一种“基于非文学性的政治和道德标准，从事评价性的‘判决式’的批评”[1](P.101)，艺术有独属于自己的，不同于社会、政治、道德、心理、哲学、宗教等话语活动的另一套系统和别一种尺度。 新批评对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作内在的研究，将文学研究从独断的主体论、僵化的反映论的窠臼中剥离出来，确立了文学作品在文学研究中本体中心论的地位，改变和刷新了我们对文学表意方式的理解，锚定了二十世纪批评理论的基本航向，新批评之后的批评理论不管观念上如何与之相左，莫不从中受益。韦勒克的“文学研究”有着特殊的规定性，并不是所有的作家传记都是文学研究，只有有助于“解释和阐明诗歌的创作过程”的作家传记才是“与我们所谈的‘文学研究’直接相关的”，那种只是瞩意于作家的个性或心理而无益于对文学作品作出阐释和评价的作家传记则被其排挤出“文学研究”范围。传记是一种编史，历史学家的作家传记与其它人的传记所遇到的问题和处理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文学作品在诗人的传记中“可能只不过是出版上的事实，就像任何有活动能力的人生平中出现的事件一样”[1](P.75-76)，因此作家传记所触及的问题“并非是特殊的文学上的问题”。文学研究既不能以外在的作家生平事实去直接解释文学作品，也不能以文学作品去直接作为作家传记写作的文献素材，不能抹杀自传性的个人叙述与同一母题在文学中的运用之间存在的差别。这是因为：首先，艺术作品对于现实不是直述其事，而是独立于现实的、“在另一个平面上形成的统一体”，因此取作家的生平材料为根据解释并编排诗人的作品，“与从作品本身的判断和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是完全脱离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1](P.78-79)；其次，传记生平的因素进入文学作品必然是“经过重新整理而融化其中，成为作品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P.79)；另外，决定文学作品的起因不是作家偶然的个性或经历，而是“文学的传统和惯例”，文学作品总是在遵循和突破这种传统和惯例中确立自己在文学序列中的位置，实际生活经验在进入文学时也是必然“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而发生某种局部的变形的；最后，与其说艺术不是体现实际生活，不如说是“隐藏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实际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开的”。新批评的文学观断然否认“艺术纯粹是自我表现，是个人感情和经验再现”的错误观点，艺术作品不是作家生活的摹本，需要将作家的经验主体和其作品严格区分开来，“作品中作家的个性只有在比喻的意味下才是存在的”，作家的传记和其作品是两条不相交的、“隐约相似”和“曲折反映”的平行线，作家的气质“只取决于作品本身，而不能凭纯粹的传记资料来确定”[1](P.81)。因此，传记不具有特殊的文学批评价值，“任何传记上的材料不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评价，不能以文学忠实于作家传记的程度来作为衡量其价值的尺度”，这种“真挚性”与艺术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P.81)韦勒克对传统文学研究传记模式的批判，反拨和清算了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反映论/表现论文学观，提出了建立一种新的文学本体论观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