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1-0030-11 DOI:10.3969/j.jssn.1674-2338.2016.01.005 一、理性作为“主义”的兴起与坍塌 众所周知，尽管启蒙运动的阶段性胜利宣告了理性时代的崛起，但随之而来的现代性概念的提出，对此提出了质疑。“我认为自18世纪以来，哲学与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究竟是什么？”迄今看来，福柯当年在《什么是启蒙》一文里做出的这一断言早已得到验证。身处独断论“元叙事”遭遇解构的后现代语境，文学批评话语早已成为文化世界的一种空谷回声。虽然事情起因于人文言说在众声喧哗中被彻底淹没，问题的症结却在于理性的沉沦：“后现代社会科学留下来的问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其中有些引人入胜，有些则荒谬绝伦，但后现代主义没有为区分这两者提供手段。”分析起来，这是由于“在对理性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合理性对后现代主义在对不同观点做出取舍方面提供不了帮助。结果就合乎逻辑地导致了对普遍真理的否认”。[1](PP.200-204)由此而来的评价标准的颠覆，使文学批评在文化活动里显得无所事事。 所以这个让广大务实之众毫无兴趣的问题，对于作为“对观念感兴趣的人”的人文分子难以回避，对有志于重建当代批评理论的文论工作者更绕不过去。但困难在于，对向来以“理性动物”自居的人类文明，理性之路不仅曾是我们通过启蒙获得解放的光明途径，也是人类借助培植科学来拥有文明的进步阶梯。我们很难否认，“人类历史的推动力内在于理性的存在中，通过理性，人创造了人自己的世界”。[2](P.56) 正是从这种意识里渐渐滋生的对理性的顶礼膜拜，诞生了曾长期君临思想界的“理性主义”。它认定世界是一个受永恒法则支配的有序系统，人类能够通过正确地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来认识反映着事物本质的“真理”。把握这种真理就能造福人类，故而理性的毁灭意味着文明的穷途末路。理性因此在人类思想领地里独步天下，建立起至尊无上的文化王朝。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里，我们不难听出一种来自理性的自负；尽管从所谓的“理性时代”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发现，自己一直面临着混乱和暴力。 作为“批判思想之父”康德曾经说道：“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3](P.6)无论是以信仰的名义进行的野蛮愚昧的宗教战争还是丧失人性的种族清洗与党同伐异，以20世纪两次“大战”为代表的人类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反理性现象，不仅彻底粉碎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种种乌托邦梦想，也使一厢情愿的理性主义信仰受到质疑。理性主义的衰落终于成为现代思想史上最为耀眼的一道景观。思想史家们在回顾其发展历程时意识到，传统理性主义是以形而上学“同一性”思想为基础的“本质论”与“决定论”，其逻辑基础就是整体主义一元论。笛卡尔坚信：存在于人类心灵范围中的一切知识，都是由一个巨大的链条连接在一起的，它们可以借助必要的推论相互派生出来。 从思想史来看，理性主义(rationalist)是在与经验论(empiricist)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不同于经验论用部分解释整体，理性主义强调用整体来解释部分。这样“理性主义就保持和一元论在性质上相似的一些关系”。[4](P.4)作为对经验论思想的排斥，理性主义要求我们把握事物不能驻足于现象层面诉诸于感觉，而必须运用依托于概念网络与逻辑推断的思维活动，它所孜孜以求的“真理”必定指涉在某种意义上不能被改变的东西。真理因此不仅是实体自足的，而且还具有永恒性，“真理崇拜”也随之成为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理性主义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崇拜的坍塌不无关系。这首先来自于将真理视为思想符号同其指称对象相符的“真理符合说”的破产。如同美国学者普特南所指出的，这是一种真理神学论：只有超然于人与存在之外的上帝，才能充当这种是否相符的最终确认者，上帝的缺席使真理在人间总是形同虚设。其次，这也与经常被误以为真理的特邀代表的“科学主义”神话的终结有关。波普尔的“可证伪定律”揭示了一切科学话语都只是一种猜想，因而“我们不能认为科学就是真理”。[5](P.424) 但这也表明，以“真理至尊”为核心的理性主义思想范式其实是一种“权力理性”，它的形而上学本质论使其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僭妄”。但这种弊端并不能归咎于理性自身，而在于作为一种理性形态的“思辨哲学”。用怀特海的话说：“思辨哲学就是努力构建一个连贯的、逻辑的、必然的观念体系，基于这个体系，我们经验的一切要素都能够得到解释。”[6](P.229)以此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其实也即是强调通过逻辑活动获取“绝对知识”的“唯理论”，西方思想史上的“理性时期”也就是这种知性思维占据哲学主导地位的时代。俄国思想家索洛维约夫曾指出：“我不想说，整个西方哲学都局限于知性思维。但毫无疑问，知性思维即抽象分析在西方哲学中占优势，其他一切思想流派都有这种片面局限性的特点，都带有与之分离的土壤的明显痕迹。”[7](P.82)长期以来，那些堂皇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曾拥有如此这般的威严，无疑也便是受唯理智主义影响的结果。许多人能够为营造理论大厦而殚精竭虑，在于他们虔诚地相信理论只要彻底便能够成为真理的全权代表，从而拥有指点江山的资本。 概言之，通过概念分析与逻辑演绎来认识事物之因，“这种理性主义一直支配着西方哲学家的观点”。[8](P.89)但事实上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所指出的，同样令人信服的推理既可以证明世界在空间上必然是无限的也可以证明是有限的。这既取消了“绝对知识”，同样也取缔了逻辑的合理性与理性的真理之间的同一性。根据索洛维约夫的见解，理智主义思辨理性的实质，是一种对事物进行分解把握的知性认识活动，它对由一些因素的互相融合所构成的现实世界的认识是片面的，它对整体性大于局部的生命现象的把握更不到位。就像主张怀疑一切的笛卡尔从不怀疑理性，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立场使其强调绝对知识，由于注重绝对知识而热衷于建构体系追逐权力话语，最终在一种傲慢与偏见中走向了神坛。弗莱曾中肯地对此提出过批评：“理性的态度追求的是极端而非中庸，这种态度唯理性是从。这种排斥一切的方式追求的理性最终会变成思想上的‘癌’，为了自己的扩展而破坏整个生命机体。”[9](P.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