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系统传播期，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成熟期，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期。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理论著作基本上都译成中文出版，有的著作还出现了多种译本，这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方面，涌现出了周扬、胡风、冯雪峰、毛泽东、蔡仪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走向了成熟，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建构方面，经历了从范畴系统的形成到思想体系的确立再到理论体系建构的发展历程，初步建构了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 一、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系统的形成 “范畴作为‘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和掌握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就是说，文学观念的创新，也往往表现为范畴体系的创新，理论创新的路径，首先依赖的是‘术语革命’。”①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同样首先依赖其文学理论范畴的变革。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中主要形成了以下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系统。 1.文学本质范畴系统的构成 文学的本质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第一要素，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理论著作都会涉及这个问题。文学本质研究的重点是：文学是什么，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规律等，文学本质问题涉及的主要范畴有“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继承革新”等。 “社会生活”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如以下观点“文学从生活中产生，离了生活，就不能有文学”②。“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③第二，社会生活是文学作品反映的对象。“文艺是反映生活的”，“文艺的内容是从实际生活中取来”。④“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⑤第三，社会生活是文学价值的体现对象。文学的价值是“帮助读者认识生活和改造生活”。⑥ “意识形态”，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用于对文学本质的界定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说明。文学意识形态论认为，物质和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和意识是第二性的，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和意识形式，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称之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文艺是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在某种社会里产生的作品，它所反映的当然是那个社会底生活，那个社会底特定的风貌，特定的色彩，特定的性格”。但同时，“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文艺并不是生活底复写，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东西须得是从作家从生活里提炼出来，和作家底主观活动起了化学作用以后的结果。文艺不是生活的奴隶，不是向眼前的生活屈服，它必须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能够有把生活向前推进的力量”。⑦在阶级社会和政治斗争复杂的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就应当“于群众之大多数有所裨益，应当成为革新政治的一种工具”⑧。 “继承革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中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引发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到40年代的文学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继承与革新都是一个重点讨论的领域。关于继承与革新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利用过去文学传统中民间文艺的有益成分和大众化的语言，来为人民大众服务。如瞿秋白主张利用白话小说中的某些有益因素和浅近的语言来创造大众能接受的文艺作品。冯雪峰主张的利用“中国旧有和现有的民间艺术”中那些具有“宝贵的智慧和有特色的艺术表现之麟片，作为我们艺术的蓄积，以为我们新艺术创造的选用”，“综合地重新构成新的大众艺术”。⑨在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侧重于如何利用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即旧形式与新内容共存的“旧瓶装新酒”。鲁迅认为，建立新的民族形式的文学，应当继承和改革旧形式，对“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改革”。⑩周扬认为，“旧形式之为抗战政治宣传的一种必要而又有力的武器”，但由于旧形式中也有某些问题，“民族新形式之建立，并不能单纯依靠于旧形式”，“利用旧形式也并不是停止于旧形式，保存旧形式的整体，而正是要在艺术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11)在对待外国文学作品的讨论中，侧重于以什么态度去对待外国文学遗产，用什么方式去吸收外国文学作品。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代表性的观点有鲁迅的“拿来主义”、周扬的不徒以皮毛而了解精神，胡风的“从生活和作品去理解”等。鲁迅的“拿来主义”认为，对待外国文学作品“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在拿来的过程中，先是“占有”，后再“挑选”，其态度是“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样，外国文学作品就能成为“新文艺”的养料。(12)周扬强调“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以西洋文学的输入而开始的”，学习西方文学，“不徒以西洋的皮毛为满足，而必须了解西洋的精神，要撷取别国之所长，来补救已国之所短”。(13)胡风指出，对于外国作家，“既不是直线地接受他的‘思想’，但也不是机械地学习他的‘形式’，我们应该从他的生活和作品去理解，他在当时的历史限制下面怎样地接触了现实生活，怎样地从社会的真实创造了艺术的真实，他的作品底哪一些要素在文学史上寄予了积极的意义，由这来提高我们对于生活与艺术的关联的理解，提高我们的艺术认识和艺术创造的能力。”(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