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通常被形容为文学的皇冠。诗是一种超凡脱俗的语言晶体；诗人仿佛是一些灵感附体的异人，一些通灵者，一些获悉了美学咒语的魔术师。他们的目光掠过乏味的地平线，指向遥远的苍穹。用瓦雷里的话说，诗人热衷的是“某种幻觉或者对于某种世界的幻想”，是“创造一种没有实践意义的现实”。（注：瓦雷里《纯诗》，《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70页。） 国家表示的是另一个迥不相同的现实。政治体制，权力机构，军事组织、经济运行模式，法律体系和外交政策，如此等等。这个现实涉及无数人的利益，一系列精密的规划和严格管理维持这个现实的基本秩序。某些时候，国家也可能凝缩为某些代表性的意象汇聚社会成员的非理性冲动，这些意象甚至让人们联想到原始部落的图腾。用卡西尔的话说，国家的情感之源即是“国家神话”的号召功能。 诗人往往不屑于谈论诗与国家的关系。他们心目中，诗来自一个美学的天国；诗人十分赞同康德的观点：这个美学的天国拒绝与世俗之声合作。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上帝的事情归上帝，而诗人仅仅听命于美学的天使。真正的诗是纯粹的。对于诗而言，浮云、沙鸥、落木或者一叶帆影远比财政预算、立法议案或者外贸谈判重要。美学天国的独立甚至让诗人保持了特殊的高傲。“天子呼来不上船”，蔑视那些炙手可热的权贵政客是人们所熟悉的诗人佳话。这样，“国家”从诗人的视域之中退隐。 然而，诗人无视国家并不等于国家无视诗人。相反，国家始终严密地注视诗人的动向。国家并不否认诗的美学特征，国家甚至比诗人更为充分地考虑到诗的政治功能。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注：孔子《论语·季氏》。）这位儒家的开创者显然是从维护国家体制的意义之上肯定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注：孔子《论语·阳货》。）这甚至为日后的“采风”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汉代的《毛诗序》延续了儒家先哲的诗学。作者认为，诗可以“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所以，“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切的目的无非是规范社会成员的道德从而保持国家稳定。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家是从“立言”的意义上称许诗。魏晋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之中慨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此同时，作者的名声也将因为文章而千古长存：“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样的意义上，诗、国家、个人三者相得益彰。 然而，另一批思想家并不信任这三者之间的互利关系。他们首先考虑到诗的美学特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先秦时期，墨子提出了“非乐”的思想，韩非将“儒以文乱法”和“侠以武犯禁”相提并论。（注：韩非子《韩非子·五蠹》，《韩子浅解》。）他们或者对于美学的享乐感到了不安，或者对于诗的巧言惑智心存反感。无论是奢侈的投资还是华而不实的词藻都可能有损于国家。文学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伟大，迷恋文学更像不谙世事的幼稚之举。汉代的杨雄表示，“赋”不过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注：杨雄《杨子法言·吾子》。）宋代理学家程颐甚至坦言“作文害道”。在他看来，“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注：程颐《二程语录》卷十一。）因此，文学不啻于另一种“玩物丧志”。另一位宋代理学家朱熹同样宣称：“至于文词，一小伎耳。”“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得第二义。”（注：朱熹《答汪叔耕书》，《清邃阁论诗》。）换一句话说，诗可能因为迷人的形式而成为个人认识真理的障碍物。 西方文化史上，柏拉图对于诗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十分著名。尽管柏拉图不断地流露出对于诗人的敬慕，尽管柏拉图本人是一个公认的语言大师，但是，他的《理想国》还是严厉地谴责了诗人。“理想图”是柏拉图虚构的一幅社会蓝图，这里寄寓了柏拉图的国家理想。柏拉图在谴责诗人之前声明，他不能因为个人的文学爱好而破坏了理想国的秩序。《理想国》之中，苏格拉底向对话者阿德曼特宣布了他们的责任：“你和我现在都不是诗人，而是一个城邦的建设者。建立城邦的人们应该知道诗人说故事所当遵守而不准破坏的规范；他们自己并不必去做故事。”鉴于国家的安全事务，柏拉图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地培养和教育城邦保卫者。这样的意义上，柏拉图无法接受诗人对于神的侮辱。诗人们将神描述得道德卑下，他们如同凡人一样勾心斗角，争吵谩骂，情欲炽烈，这可能毁弃神的形象，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神代表了善的理念。柏拉图对于诗人的另一个控诉在于，诗人让人们远离了真理。柏拉图看来；种种实物无非是“理式”的摹本，诗人模仿世界而产生的作品不过是摹本的摹本。宇宙之间只有“理式”恒定不变，实物已经丧失了这种恒定性而成为一种幻相，而诗人所从事的模仿仅仅制造出“影子的影子”。其实这些作品和“真理”还隔着三层。与此同时，柏拉图还十分不满诗人诱发观众的“感伤癖”、“哀怜癖”、诙谐以及种种欲念。在他看来，这无疑会冲垮人们性格之中的理性，使之沦落为软弱的无用之材。既然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毫不客气地向诗人发出了逐客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