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4)05-0062-05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就在不断探索中国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的建构问题。比如在“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中初步提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构想。像陆贵山、朱立元等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构和董学文的以文学理论科学性诉求为理论支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构想，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创获。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当代中国形态的文学批评模式的构想，如王先霈的“圆形批评”致力于建设“一种新的具有开放性的批评体系，以古代传统的‘圆融’思维构建一种涵纳各种批评方法的圆形批评模式”，这种批评“标举融会传统批评的灵动和西方现代批评的精严，推许一种严谨而洞达、缜密而玄远的批评思维境界”，“针对古代传统批评偏倚于直觉型思维综合和宏观把握，但缺少现代西方批评对文本的精严分析和理性论证的手段，而现代批评缺乏整体性思维和审美的灵韵，由此提出了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1]。又如，实际批评中取得一定实绩的“学院派”批评，其基本理论主张是“当代文学批评应该不断追求新的知识构型才能保持创造的敏感性与活力，要有理论的深度和历史的眼光”，其“科学意志、普遍价值、人格力量和道德学术规范，都将对文学批评的建设与创造提供推动力”，这种批评的首要特征是“它与创作，与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之间存有一定的距离和理性的观察角度”[1]，因而，保持合理的尺度、客观的判断、坚实而又宏大的知识背景是其批评形成的内在基础，而理论化、科学精神、专业化则是学院化批评的新的远景。在上述这些批评模式之外，还有“第三种批评”、“生态批评”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出路如何仍为学术界、批评界所热切关心。学者们也在不断提出新的构想，如张炯倡导的建构和完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赖大仁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与人学的统一为理论基点的主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有机统一的系统整合式批评形态等。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学者们有对批评伦理资源亏空的忧思，有对当下文学批评中浮躁之风的批判，有对未来出路的建构或设想，也有对问题与挑战的反思。 上述这些，实际都表明：中国文学批评当代形态的建构仍然是批评界最为关心而实际进展不大的一个核心话题。细究个中原因，古代文学批评研究者常常限于历史传统，着意于爬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线索而疏于其当代价值的开掘；现代文学批评研究者常常把现代性的生成与否视作中国文学批评是否成熟的唯一标志；当代文学批评研究者与实践者则忙于在对精神分析批评、解构批评、文化批评等西方文学批评的跟踪中进行各种批评方法的尝试进而缺失对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的深度思考，而批评家们在市场大潮冲击下心性定力的散失，更加重了文学批评公共担当的缺乏。就学理而言，这种各行其是的局面的出现，又跟研究者们、建构者们囿于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人为阻隔而缺少通观意识和通盘把握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把中国文学批评的近现代转型看作是已经“离场”的历史记忆，如果我们以“过程”而非“结果”的眼光去复现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早期建构的历史场景和经验世界，那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基础的形成、价值系统的形成、建构原则的形成等，都关乎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当代建构的诸多重要问题，构成了我们重新思考的起点与新的思想平台。我认为，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有两个重要问题的考量在学理上具有逻辑优先性：一是如何消解理论建构活动中的接受“间距”，二是批评自由的内在向度有哪些。前者基于历史维度，后者则基于主体意识的内在自省。 一、接受“间距”的消解 在哲学解释学中，时间间距(Zeitabstand)指的是文本在某个给定了的时间段内所具有的意义同解释者所处的时间段之间存在的间距。虽然在哲学解释学中，时间间距并不是一个消极性的因素或者一个中断性的概念，相反，它实际上是理解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但理论建构毕竟不同于对具体文本的阐释，如何消解在古学、西潮与新知之间所形成的接受“间距”，将是新世纪批评家不得不思考的首要问题。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近代文学批评甚至现代文学批评经过时间的沉淀，已经构成了新的批评理论建构活动中的一种历史资源或历史传统，并且形成了研究者们理论视域中特定的接受“间距”，由这种接受“间距”造成的理论壁垒往往构成理论建构的重大障碍。换言之，只有有效消除这种接受“间距”才能使理论建构获得一种开放性的未来。美国著名学者凯·埃·吉尔伯特曾指出：“仅仅把大师们的精神的生命血液输入到接受者的心灵中，还不能构成真理。……单单在各种思潮的循环过程中，即在本源和探索者之间川流不息的交往过程中，就存在着异常充分的道地的变化。对于一切接触古典言论的人们来说……首先就必须把古典言论彻底变成自己心灵的要素。”[2]如何“把古典言论彻底变成自己心灵的要素”，或者说，如何将已沉淀为历史传统的中国古代、近代以及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变成新世纪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活的思想因子，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着眼于各批评传统的差异和特色的价值学分析。原因很简单，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和文学艺术，与以“人”与“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为核心、将解决作为主体的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问题作为其主要职责的自然科学不同，它担负的是意义建构和价值建构的职责，价值的评判与价值的选择往往成为其首要任务。而就文学批评本身而言，批评观念或批评的话语方式的形成，以及批评史观的变化等，都是以批评价值系统的形成或变迁为前提的，这一点，我们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两大基本价值取向(政教中心论与审美中心论)之一的政教中心论发展到近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批评中的启蒙功利论，再到现代文学批评中的革命功利论，再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功利论的这一变迁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文学批评价值观的根本性改变，批评文体、批评话语方式等也随之而发生改变。因此要消解在古学、西潮与新知之间所形成的接受“间距”，就必须对古代到现代以来的各批评传统的差异、特色及其相互勾连作价值学的分析，通过这种价值系统的变化，来厘清批评本体与批评主体变化或变迁的实质与原因。因此，返回历史或传统本身，与面向未来的理论建构同样重要，正如美国学者厄尔·迈纳所说，“就像任何历史描述都依据经过检查或未经检查的原则和理论一样，理论(对我们来说，诗学)研究也必须依赖于历史的证据”[3]311。这就是说，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应当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只有在对历史发展的思索中，深刻的思想才有可能形成，并对历史具有超越性，从而产生真正的“新”思想——“历史或传统的研究者并非总是局限于在实证知识的学术操作层面上进行某种同一性的自然延展，还会由于新学术思路的建立、卓有成效的技术手段的发现，以及对理想的学术生命形态之建立的反思等等，而去思考学术研究和整个时代的知识境遇、思想境遇、生存境遇之间的某种深层关系”，从而实现从“学识领悟→情态反刍→学理再创”的质的飞跃[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