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与“人文”

作 者:

作者简介:
杜贵晨,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保定 071002)

原文出处: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应注重古人对“天道”与“人文”关系的认识,本文举物质、制度、文学等三事以证中国古代人文本于天道的民族传统及其影响,并从多方面相互印证说明中国古代“拟天道以成人文”是一个悠久的无所不在的传统,从而全面把握华夏文化的根本及其成因;由此出发,才可能总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科学理论。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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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 I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79(2001 )01—0042—06

      以今人的理解,“天道”即自然,“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作为自然物并在自然的环境中创造文化,从而使“人文”与“天道”有必然的联系。虽然中国古人对“天道”、“人文”概念的理解与现代有不同,但是很早就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对这一联系的不断丰富和加深的认识指导人文活动,从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不能不注意古人对“天道”与“人文”关系的认识。某种意义上,正是古人对“天道”与“人文”关系的认识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

      中国古代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农耕比较渔猎等生产方式对光照、气候等天象的变化更为敏感,“靠天吃饭”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人敬天的传统。《说文》:“天,巅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敕勒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古代中国人首先感到的是在“天”下生活,处处受制于天;进而以为人受命于天,“天”是有意志的,冥冥中决定人世的一切。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而人不仅靠天吃饭,还要一切体“天”的意志行事,从而中国文明开化之初,“究天人之际”就在实际上成为一切思想和学术的中心。自《易·贲·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与“观乎人”并举,天人关系在先秦受到最多的关注。这可以从“天”、“人”二字在先秦最重要典籍中出现的次数看出。今据尹小林《国学宝典》检得:

      字周易 尚书 诗经 周礼 礼记 左传 老子 论语 庄子 孟子

      天215 277 170 79

      673 361

      92

      49 679 294

      人211 245 270 1695 1143 2576 101 219 1003 614

      这在各书中单字使用都肯定是最高或很高的频率。从中可以看出,除《周礼》言职官、《左传》讲史,以及《论语》因为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较少言“天”而“天”、“人”字数比例悬殊外,其他各书中“天”、“人”字数均相当或在二比一左右;最早的《周易)、《尚书》中甚至“天”字多于“人”字若干,可见其对“天”和天人关系的高度关注。关于汉代大儒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用“天”字高达971次,用“人”字才771次,更是汉代大一统帝国真正形成初期,天道崇拜和“究天人之际”思潮高涨的表现。所以,一部作为中国人文奠基开山的先秦两汉学术史,诸子百家,林林总总,其实都在“天人”之学的笼罩之下。

      先秦两汉天人之学有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强调“天人之分”的思想一脉流传,但是多数的思想家和学人都主张“天人合一”,从而天人合一成为数千年间中国人文思想传统的主流和大宗。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最富创造性的思想,就其根本而言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有一个发展完善和升华的过程。“天人合一”在它早期曾经有过不少很幼稚的表现,最突出之点就是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天人同构,以此确证“人文”取法“天道”。

      天人同构即天人相类。从《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到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比附人天之象与数,得出“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等结论,再到宋明理学家们或言“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注: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或言“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注:陆九渊.杂说.)“天人合一”论者虽固守着唯心的立场,未脱机械比附之习,但对“天道”与“人文”同一性的认识逐步深化,渐以从物质的层面而深入人心,积淀为民族的心理定势和审美理想,那就是拟天道以成人文。

      拟天道以成人文是《周易》、《老子》、《论语》等都以不同方式反复表达过的各家各说的基本共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它如源头活水般地滋养后世中国一切人文活动,给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人文现象打上了“天”的烙印,甚至整体上就是“天”的象征。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兹兹大题小做,就中国古代人文物质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三个基本层面,分别举出建筑、官制、文学等略作论述,以稍窥中国古代文化“天道”与“人文”之关系。

      中国古代建筑在实用的基础上是人文意识象征的艺术,在哲学意义上它可以说是宇宙上天在人间的成像。考古成果表明,原始先民村落居室排列大都作圆形。这一方面是为了聚族而居内部交往与管理的方便,更重要的是这种圆形排列结构应合“天道圆”的形象。后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一步把这种建筑思想和原则发挥到淋漓尽致。《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殷分封后,虑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定天保,依天室。”事又见《逸周书·度邑》。“天保”即天之中心,对应的是地之中心“土中”;“天室”是以“天保”为中心所建上帝之都。武王的话是说,确定上应“天保”的“土中”,以建立“无远天室”的国都,即《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之中国(古代中国自称“天朝”,盖源于此)。这个思想后世总结为“象天设都”。《考工记》:“明堂五室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八牖取六甲也,取象八风。三十六户牖取六甲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班固《白虎通义·京师》:“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北京的故宫整体格局特别是三大殿的布置以及天坛,是今存古代象天设都的典型代表。至于中国古代官民居宅“三进三间”的通常主体布局,也应当是象天的安排。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曰:“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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