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后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角度、侧面的多种解答，本文采用恩格斯的经典论述。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①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作为一种理论或学说，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的质的飞跃的关键标志，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具备了这两项理论成果，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就诞生了。几年以后，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再次论述了马克思的这两大发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②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的学说或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的人类解放的理论和方案，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它是一套破解人类社会历史表象的综合的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此奠定了基础。关于马克思主义这前后两方面的关系，恩格斯在188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将之概括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③在马恩之后，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家兼理论家更多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后一方面，例如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党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继续革命”等，都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关于在半外围国家(俄国)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进行革命的条件及方法的理论，并付诸行动。 以上，简单界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问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总体性的人类解放的理论和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两个方面相对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历史、本质和功能进行系统的解说和剖析，另一方面是对如何动员、使用和创造文艺以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进行思考和规划。因此，一些经典命题，诸如经济基础对文艺的最终决定作用、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资本主义生产与文艺的敌对性、现实主义与典型理论等，就属于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历史、本质和功能进行解说和剖析的方面。而另一些经典命题，诸如文学的党性原则、两种民族文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则属于马克思主义对如何动员、使用和创造文艺以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所进行的思考和规划。这两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两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介入现实、改造现实，这种革命的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二个方面，即把文艺纳入无产阶级整体的革命实践的有关理论、政策和措施，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缺少了这第二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可能重新回到单纯地解释世界的旧的状态中，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学科或人文学术，这不啻是对一种革命学说的理论阉割。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在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现成的系统、明确的论述。这种情况涉及一个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曾经争论过的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否存在一个完整的体系?简单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不赞同那种“断简残篇”说，即简单地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存在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影响下开始其思想家生涯的，虽然他们并未像黑格尔那样构建和表述一个包罗万象的严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其思想的高度系统性和严密性，仍然明显地继承了德国哲学最优良的传统。所以，尽管他们没有提供一整套现成的文艺理论体系，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只要这种思想是系统的、严密的—就一定预留了一个属于文艺理论体系的逻辑空间，各种潜在的、尚未诞生的相关概念、范畴和命题如理论的幽灵一般潜藏在这个纵横交错的逻辑空间中，等待着后世的理论工作者去发现、去论证、去阐扬，赋予它们以词语的、物质的形式。这也算是一种“代圣人立言”的工作吧。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此文内容写于1877—1878年，原本是《反杜林论》的部分章节，后来改写为一本独立的通俗的小册子。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377—3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