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茅盾在有关“国统区”文艺的报告中指出：文艺创作的主要缺点是“不能反映处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文艺作品的题材，取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占压倒的多数”；即使是写工农兵，人物的“意识情绪，则依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接着谈到，文艺理论上的倾向与文艺创作上的倾向是“相对应的”。他特别批评了文艺思想中强调作家“生命力”、“主观意志”的倾向，认为这“离开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任务”（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纲领》。）。作为从“国统区”来的代表人物，茅盾的发言预示着中国文学基础的巨大转换：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的意识母体，将大规模地从文艺家群体（大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移向“工农兵”。从表面意义上看，这似乎延续了三十年代“国统区”有关文学“大众化”的讨论的主题，推进文学向大众生活、大众心理迅速靠拢。但是从周扬在同一会议上的另一个报告中对“工农兵”方向的阐释中，可以发现在作家和批评家和“工农兵”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更重要的方向——党的基本政策。周扬指出：党的“基本政策，是根据各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对他们的不同待遇，适应广大人民需要，指导人民行动的东西”；“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规律”；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将政策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这一论述，使“工农兵方向”的含义转变为“党的政策方向”。所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本质上是为党的政策服务。从1994年到1976年间的大陆文学发展的状况看，尽管文艺界的指导方针、口号几经变化，但是“党的文学”、“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从实践上验证了周扬的报告。 茅盾与周扬的报告内容，预示着我国文学心理批评在发展空间上的危机。新的文学方向在两个方面为心理批评树立了屏障： 1、在批评赖以生存的文学创作方面，能够进行心理批评的作品日益稀少，从理论上说，一个社会在发生剧烈转换的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精神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异。存在于作家和知识界的精神危机、存在于社会大众中的价值危机，往往是文学创作的现实源泉，然而在为政治（具体化为政策）服务的文学体系中，理解党的“基本政策”成为作家的绝对律令。作家在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意识与新的时代有距离的时候，首先审视的是自身的肤泛，以自觉的自我否定来偃息或者掩饰精神上的痛苦。1950年初，茅盾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讲话中，曾经生动地谈到这种痛苦。他说：“赶任务”而不得不写政治主题，对“一位忠于文艺的作者也确是有几分痛苦的”。但是他马上用一种解释消解作家的痛苦：“既然有任务要交给我们去赶，就表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对革命事业有用”。所以他得出结论：“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上差一点”。这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当然难以出现丰富作家自我的心理小说、戏剧和诗歌，大量出现的是没有作家精神内涵的“遵命文学”。面对这种非个人化的文学，文学评论基本上无法展开对作家的心理分析。 2、从理论与批评的方法上看，在为政治服务的引导下，必然以政治概念、政治意识、政治斗争为核心价值，出现批评中的价值一元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政治革命，在政治学范畴里，属于无限革命，即不仅仅是推翻一个旧政府，而是要对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因此从理论上说，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也可以渗透到人的心理层面，分析人的精神心理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的簸荡。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可能被文学理论中有关“人”的狭隘观念所窒息。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中的“人性”观念宠罩在“阶级性”的樊笼中，文学分析逃不出“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贫下中农的革命性”、“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之类框框。人的复杂的心理结构、人的心理共性、人的茫茫无际的下意识、潜意识，都被简化为阶级意识。心理批评在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中，只能随着政治的风向捕捉人的心理中的“阶级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心理批评应有的精神深度。 上述两个方面的障碍，决定了1949-1977年间的我国文艺心理批评只能是一片荒原。其间虽不乏想在沙碛上挣扎着生长的小草，但在政治台风的席卷下，每每连根拔去。挣扎与毁灭，正是这一期间心理批评的写照。 1949年—1977年的心理批评 心理批评的重要基础，是得以展开心理批评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五、六十年代，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作品。如小说中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注：《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3期。）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注：《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注：《文学月刊》1956年9期。）宗璞的《红豆》（注：《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方纪的《来访者》（注：《收获》1958年第3期。）杨履方的剧本《布谷鸟又叫了》（注：《剧本》1957年第1期。）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聚焦于人的心理冲突，现出人在爱与恨、理性与感觉、社会意识与个体意识之间的彷徨和焦虑。例如，《我们夫妇之间》直接涉及到男女之爱的性角色问题。“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了革命。”战争年代俩人恩恩爱爱，解放以后却日见疏远。从爱欲心理的角度分析，以前的恩爱，是在战争使人普遍地“男性化”的环境中滋养的，情爱中没有对女性过多的性感要求。进入和平时期，人（尤其是文化人）恢复了心理的常态，男性对女性的审美由飒爽英姿转入冶容多姿，小说中妻子那僵化的“战士风格”，自然会引起夫妇之间的心理距离。《来访者》中的康敏夫对风尘女子那执迷的爱，更有狂乱的无理性特征。而这种狂乱，本质上是时代变迁时期精神价值飘移造成的心理崩溃。这一批作品，曲折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一些人的心理现实。从正常的心理批评角度看，颇有分析的价值。然而在政治思维“独具慧眼”的年代，这些作品都被“阶级斗争”之矛挑人“小资产阶级思想”深渊，遭受沉重的政治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