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四要素并建立文学批评的坐标,显示了宏观系统把握文学批评规律的努力。他所论及的西方文学批评的几种基本形态,实际上是根据他所建构的批评坐标,对几条坐标轴线上的批评类型所作的简单概括。但他并没有来得及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历史形态及发展演变作形态学的系统分析,而这恰恰是对西方文学批评作宏观系统研究所需要的。本文试图在艾氏理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析。 对西方文学批评的系统结构及历史演变,大致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加以观照分析。 首先,从整体宏观层次来看,对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系统架构,艾布拉姆斯的批评坐标理论已作了揭示;倘若稍作转换,则较易于看出其历史演变的轨迹,如图示:
在20世纪前,文学批评关注的重心,最先是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形成摹仿论批评形态;然后在18世纪转向关注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发展出表现论批评形态。进入20世纪后,文学批评的重心转移到作品的本体存在,产生本体论或曰文本论批评形态,接着又发展出重心倾向作品与读者关系的接受论批评形态;然后,又逐渐向重视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寻求历史坐标与价值判断的方向回归。这样,西方文学批评形态的历史演变,从总体上来看差不多是走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既可以按文学批评的重心从世界到作者到作品到读者再到世界的轨迹来描绘(如上图所示),也可以描述为文学批评从外部研究走向内部研究,然后再走向外部研究的循环。这个循环的过程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平面线性的推进,而是文学批评系统朝着不同向度逐渐地全面展开和深化。 其次,从亚形态层次即文学批评系统的不同维度或不同的坐标轴线来看,文学批评的形态与观念也是在不同的向度上不断展开和深化,同时在发展中又往往彼此融会沟通,使整体宏观上的循环衔接成为可能。下面我们分别从不同的坐标轴线着眼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一、“作品—世界”坐标轴线上的文学批评形态及其演变 这一坐标轴线上的文学批评,其关注的重心是世界与作品并兼及与读者的关系,而作者的因素则不甚重视,用艾布拉姆斯的批评坐标图式来表示就是:
比如最早出现的“摹仿论”批评,关注的重心是作品如何摹仿自然,并对读者发生作用,而对作者则少有顾及。这也许是因为,早期的创作如神话等,本来就不明作者;希腊一些著名悲剧和喜剧,虽可认定明确的作者,但剧作内容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史诗,有不同作者的多重创作因素在内,所以作者概念也是模糊的。其次,按古希腊时代的观念,文艺创作是神灵凭附的结果,作者或是神的代言人,或是自然的摹仿者,而非单个人的个性化创造。所以在古希腊时代的批评观念中,作者的因素几乎是可以忽略不问的,着重注意的只是文学摹仿了什么,是怎样摹仿的,它有什么功用等等。到浪漫主义运动之后,作者的因素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即便如此,此后的现实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等等,虽然也极为重视作者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思想倾向,以及作者的创作个性,但相对而言,仍是把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反映,即文学的“真实性”放在第一位;作者的主观因素,只是作为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前提条件来看待。总之,“作品—世界”轴线上的批评形态,其核心是“摹仿说”或“反映论”的观念。 这一坐标轴线上的批评形态对“读者”的因素倒是相当重视,不过是把读者作为文学作用的对象来看待的,这与此种批评形态的价值观相联系。摹仿论批评的价值评判标准一是“真实”,二是“有用”。“真实”是就作品与摹仿对象的关系而言,“有用”则主要就作品与读者的关系而言。不过从具体实现的途径环节来讲,文艺对社会的作用是通过对读者的直接影响来实现的,即作品直接影响作用于读者,读者再作用于社会。摹仿论批评所形成的这一价值观念的基本思路,一直延续到现实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等批评形态,只不过对“真实”和“有用”的具体要求和评判尺度因时而异。比如,就“有用”而言,从现实主义批评到社会历史批评,都不只注意到文学给人以教育和情感影响的作用,而且注意到文学对读者的巨大认识作用;不只关注文学对读者个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而且关注文学对于阶级和大众群体的普遍影响,以及在变革现实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当然,这些也是通过文学直接作用于读者来实现的。 如果看待文学作品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是“作品—世界”坐标轴线上各种批评形态的核心问题。虽然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摹仿”或“反映”的关系,但在各种具体的批评形态中,又实际上有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关于摹仿或反映对象世界的“什么”的观念,实际上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古代的摹仿论批评,只笼统地提出摹仿自然,当然,这所谓“自然”的含义,并不仅仅指自然界,也包括人的自然存在,如人的生命活动和心灵情感世界等。这一“摹仿自然”的观念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批评。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仍把文艺看作是给自然照镜子,是创造第二自然,只不过他们所理解的“自然”主要指人的世俗生活;古典主义批评始终坚持古希腊罗马关于“艺术摹仿自然”的原则,但他们所谓“自然”,又已经不是外部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而是指理性化的自然,如合乎道德理性要求的人性和人的情感。可见,“摹仿自然”的观念也是不断在发展的。到了现实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摹仿自然”的观念便转换为“再现生活”或“反映社会现实”,换言之,它们的着眼点已不是个别零散的自然化的生活现象,而是由现实关系构织而成的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前言》主张写出社会生活的历史即“风俗史”,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分析评判文学作品所再现的生活现象,揭示其典型意义和社会价值,都显然注意到了社会生活的整体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基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把社会生活看作是由人与人的现实关系所构成,那么现实主义文学就应当真实描写现实关系,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中尤其要求写出社会生活中的阶级关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使人们认识现实,从而觉醒起来变革社会。如果说现实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主要关注文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再现,那么神话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批评则主要关注文学与世界关系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和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即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容,或者说是用一种历史文化的观念(区别于社会历史批评的社会的、阶级的观念)去读解阐释文学作品所描绘展现的世界图景,发掘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当代文化的参照,启发人们对现代社会文明的理性思考。现代人本主义批评(包括存在主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承认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不过它主要反映的是人自身在荒诞现实中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是现实世界和人的生存状态的丑陋画像,这应当说是一种人的存在的自我观照和再现。现代人本主义批评即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文学的批判和拯救社会、争取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功用,显示出鲜明的人学色彩。总之,在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