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2-0150-07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学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极为关注，从其知识渊源、具体指向到现实表征等多个角度做了深入辨析。仅就其思想谱系来说，学界比较关注德国学者韦尔施和英国学者费瑟斯通的相关论述。实际上，鲍德里亚的美学思想也与此大有关联。虽然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这位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消费社会理论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但从《消费社会》一书开始，艺术和审美就走进了鲍德里亚的理论视野。在自己设定的消费社会特有逻辑下，他深刻描述了艺术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照于消费社会语境下现实生活出现的性质蜕变，恰好形成了双向逆转。简言之，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中，生活符码化，从而带来生活艺术化；与之相反，本属于幻象的艺术则走向生活，与生活同质，进而导致艺术的泛化与消失。他的这一双螺旋构建，恰好指向了目前学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两种典型阐释，也是其本人艺术终结观念指向的核心构成要素。 一、物体系与日常生活艺术化 对于鲍德里亚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可以从他与其老师列斐伏尔的比较中得到明确。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思想，主要以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为核心。他所认为的日常生活的异化，主要内容是人的异化，是人与其对象化的本质之间的矛盾。他所主张的文化革命的具体手段，无论是身体革命或者说性意识变革、都市化进程，还是使日常生活与节日之间达成和解等，关注点都在人，是人的活动构成了他视野中的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鲍德里亚虽然继承了其老师对日常生活以及人的关注，但他选择“绕道而行”。他首先把目光投射在物上。在《物体系》的开篇，他就明确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这里我们且不提生产机器)不断地繁衍，各种需要也一直增加。制造界不断地加速它们的生死周期，人的语汇便显得不足以应付。有可能对这种朝生暮死的物世界做成分类，进而完成一个描述体系吗？”[1]这种设问表明了他的学术雄心，即他试图想做的，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物品的分析，揭示物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有意识构建的文化和思想体系。这种思路，常被学界认定为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确证。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思路使物成为他所理解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成为他讨论的基础，因而也成为我们分析他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时首先遭逢的对象。 鲍德里亚视野中的物，不是自然存在的物。首先，从其表层来看，这种物指人工制品。正如上一段引文所明确的，他考察的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是制造界制造出来的东西，并且他还做了排除，即他研究的物不包括生产机器。《物体系》是他的博士论文，同时也是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这种排除似乎暗示了他以后的学术思考将会逸出马克思主义生产逻辑的思想框架。其次，从其深层次来看，这种物隐藏着意识形态，是被构建出来的东西。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译本序言中，张一兵指出：“我们知道，鲍德里亚所说的物，并非一般自然存在物，而是进入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之中的‘物’，即以人的存在为旋转中轴的被‘座架’的物。”[2] 这种被构建出来的物，与自然物相比，存在着独特性。第一，自然存在物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鲍德里亚笔下的物则是流动的，具有不定性。“今天，自然的引申义已经改变其范围，过去人们看到的是植物记号的大量繁殖，淹没物品，甚至机器，都被大地产品的符号自然化了。今天，重复出现的则是流动性，它的引申义不再属于大地和植物的范畴，那是稳定的元素，而是在天空和水中，这才是动态的元素，不然就是在动物的活力里。”[3]这段话是鲍德里亚在讨论汽车翅翼时提到的。他试图借此说明物品形式具有引申义。但我们因此发现了他对物特性的理解。人工制造出来的物，由于大量繁殖，因此不断地呈现，也不断地在新与旧的更替中消失或涌出。制造界借助技术手段，加速了制造品的生死周期，使它们存在于绵长的制造之流中，而不再像传统自然物那样，有着相对较长的生命周期，显示出稳定性。第二，人工制造物存在着双重意义。鲍德里亚指出：“我们的实用物品都参与一到数个结构性元素，但它们也都同时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4]这也就是说，与自然存在物不同，他考察的物，具有双重结构，一个是技术层面，一个是文化层面。在这其中，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意义。“在很大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的环境仍是一个‘抽象的’体系：普遍地来说，许多物品都在它们各自的功能里相互隔离，是人依他的需要，使它们共存于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5]这段话暗示出，从技术层面来看，物品是独立体，依其特有功能而获得意义，但从文化角度来看，则以人的需要为串珠线，将它们共同整合在一种环境中。因此，决定了他所考察的物可以放在一起考察的，是其抽象的文化体系。这种价值认定，使他的思想通过一种曲折的方式回到了他的老师列斐伏尔那里，同时也成为他本人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物的双重结构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它标示了鲍德里亚对物理解的基本思路，即由外及内，由实及虚，由技术体系到文化体系，由具象走向抽象。又由于其理论旨归是对文化体系的揭示，因此，对文化层面的重视构成了其理论的基本底色。在这种思路的引领下，他对物的思考越来越走向抽象，直至最终解构了物的实体存在。鲍德里亚对物实在的消解，存在着发展过程。在《物体系》中，他的观点是，物是实在，其文化意义立基于实存。在该书的导论中，他指出：“严格地说，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6]这表明，在写作《物体系》阶段，鲍德里亚认为，物的科技层次，即实存层面是根本性的，其文化层面是对前者的依附。两年后写作的《消费社会》，愈加凸显的思路是《物体系》结尾对消费逻辑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关注。在消费社会中，物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其实存方面逐渐被弱化，而其符号功能逐渐被强化。“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无论是在符号逻辑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7]从这段话就可以发现，这个时候的鲍德里亚，仍然认为物存在着客观性，但作为其内涵的符号价值，则已经使物品彻底地与其功能没有了关系。这表明他已经在逐渐否定物的功能性是其本质。这一在《物体系》中持有的理念，两年之后，开始松动。非常明显的表现在于，他认为，物品从其内涵来看，已经与实存不再相关，而衍变成一种象征或符号。尽管在《消费社会》中，物品的实存被放置在物品的外延领域，但毕竟这种实存还保留在物品实体的构成之中。等到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时，鲍德里亚走得更远，开篇他便指出，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或者说功能性角度来理解物品是经验主义的错误行为：“现实的证据支持了这种假设……物最初只是一种满足需求的功能，并且只有在人与环境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中才具有意义……这种经验主义的假设是错误的。物远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8]当他指出物的功能不再是物的本质属性，而符号价值才是物的根本的时候，他既指出了消费社会符码化的特质，同时也距离他四年前在《物体系》中对物的理解走得更远了。当物被用来作为一种社会区分的差异性符号的时候，它的实存对它而言，已经没有决定性意义，由此，鲍德里亚完成了他对物以及日常生活的极端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