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风 90年代文人世俗化和文学世俗化的倾向，并非偶然发生的奇特文化现象，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深刻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社会背景。从世界形势来看，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继“文革”灾难之后空前的信念失落和精神迷茫。这些年来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和消费文化观念的渗透，则使中国文人本来十分脆弱和摇摆不定的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产生了变异。特别是80年代末期那次历史风波的结局对中国文人潜在的影响尤其深重，使曾经经历过多次历史劫难的中国作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他们当中许多人对作家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到畏怯惶惑，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安全，纷纷放弃了干预生活、关注现实的权利，封闭了时代传声筒的社会职能，尽可能地回避一切与国家民族命运和国计民生有着重大关联的敏感问题，而将创作的视线转向远离时代、远离社会、远离民众的一些琐碎的纯属个人体验和私有生活的题材，或者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去寻求新的契机。这就是所谓“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以及“新历史主义”文学产生的前提。 90年代社会经济大潮以无序的、混乱的、凶猛的态势席卷而来，随着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健康的竞争机制和现代崭新的精神文明又尚未建立，而形形色色的社会沉渣和金钱、物欲占有狂热却恶性膨胀，狂呼乱舞，势不可挡，现存体制暴露出的种种弊病和社会舆论导向有意无意的纵容，致使追求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超前消费、巧取豪夺的社会狂潮空前高涨，泛滥成灾。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许多文人产生了剧烈的社会分化和人格裂变，纷纷转向，大多数文学刊物也纷纷改换门庭，不约而同向钱看齐，沦为世俗化的奴隶，炮制、推销那些满足一般小市民茶余酒后文化消费、消闲心理的世俗化文学则成了这些文人和文学刊物争相追逐的目标。上述现象确是中国文坛具有独特认识价值的“新状态”，给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值得研究的景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过去以高举理想主义大旗著称在现存体制中享尽风光、倍受优遇的某些名流作家，虽然早已成为文化界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们并不满足眼前受用的种种特权，而企图获得更多、更大的超前实惠，而又能永保“领导潮流”的地位，因而相继自告奋勇地丢弃过去赖以创造荣誉的理想主义大旗，利无反顾地归附于世俗化的浪潮之中，乐于充当“痞子文学”的辩护士和吹鼓手，从而赢得了崇尚“痞子文学”的一些文坛骄子和文坛新秀的欢呼拥戴。他们老少爷们齐上阵，呼朋引类，友情出击，联手向坚持文学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精神的作家、批评家张承志、张炜、王彬彬等投掷冠以“文化冒险主义”、“文化恐怖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原教旨主义”、“奥姆真理教派”……等等骇人听闻政治影射的集束手榴弹，进行全方位式的讨伐和攻击，这些论者采用的语式完全一样，攻击的方式也十分统一，仿佛是一个模子铸造，大都运用“文革”时期遗传的政治批判手段，完全超乎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其党同伐异的宗派行帮色彩昭然若揭。诚如一位文化学者指出的，这种企图左右中国文坛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给自己的精神蜕变制造合理性，必然要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社会职能和文化能量，创造支持自己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提供精神蜕变的依据和相应的社会氛围，制造出一定的文化声势，同时使自己进一步被这种文化说服和改造而又能得到现存体制的保护。这就是近年来勃兴的文学世俗化和由此派生的“痞子文学”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源。 再说崇尚文学世俗化的较为年轻的所谓“晚生代”作家，他们大多出生于“文革”前后，成长于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的80年代，所受“胎教”先天不足，他们所受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熏陶微乎其微，对许多优秀的古典文学接触甚少。优秀的西方精英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他们当中许多人从未系统读过欧美经典文学名著，倒是对西方业已过时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作品奉为圭皋。他们对曾经被人们唾弃而今又死灰复燃的中国市俗社会流行的市井观念、市井生活方式情有独钟。他们对作家应有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美丑观念、社会良知、正义感统统不屑一顾，视若草芥，认为这都是过时的黄历和迂腐之见，甚至完全颠倒，却去认同市井之徒和地痞、流氓崇尚的弱肉强食、巧取豪夺、杯水主义、享乐至上。他们对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必须遵从的基本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都视为寇仇，践踏于地，对西方没落的颓废主义和极端主义、金钱至上、个人至上、欲望至上特别推崇，大肆宣扬。在这样病态、畸型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操作下，一批批平庸无聊、空虚苍白、阴暗颓唐，并无多少审美价值的世俗化作品批量生产，倾销而出，充斥文学市场，痞子文学乘机大行其道，也就势所必然。“晚生代”的某些正在被文坛娇宠的作家对物欲的追求和占有的疯狂欲望极为膨胀，急不可奈，而且得到提倡作家“笑吟吟地直面俗世”的名流作家的默契和鼓励，他们互相唱合，蔚为壮观。请看邱华栋与刘心武的一段精彩对话： 刘心武：像你的作品表现一种对现实非常难能可贵的认同，同时又有一种青年人对在当前剧烈变革社会中的焦虑感，你的焦虑是因为城市中有那么多汽车、大饭店、别墅、豪华场所，而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拥有或没有全部拥有。 邱华栋：我本人也非常想拥有这些东西，当然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就不好说了。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之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了。（见《上海文学》1995年第八期） 这是一段坦率得十分可爱而又十分可悲的内心独白，真实反映了崇尚世俗化的晚生代作家及其支持者典型的心理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驱动下写出来的所谓“新现实主义”作品，实际上是欲望现实主义的活标本。世俗化的文人写出的世俗化文学，无论标榜什么“新”的旗号，都是体现个人低欲望的产物，我们很难在这类作品中去体验什么美学浸润和精神超越。这类完全世俗化的作品大多靠精微的艺术包装和舆论传媒的宣传而十分走俏，大有君临天下、入主中原、称雄文坛之势。因为专门生产这类世俗化作品的晚生代作家毕竟不乏颇有才华者，毕竟不乏精通商业手段长袖善舞的行家里手，而乐于接受和推销这类世俗化作品的刊物编辑大多是他们的同调和同道，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投已蔚然成风。这些刊物有的负责人和有些编辑，对爆炒这些世俗化的作家和世俗化的作品确实是殚精尽智，不遗余力，以擅长商业包装和推销时尚作品轰然崛起的《大家》杂志姑且不论，一向以倡导严肃的精英文学自诩、享誉文坛的权威文学刊物《收获》杂志，近年来也开始趋从时尚，慷慨地紧步王朔后尘，却比王朔走得更远，以专写社会黑幕小说著称的何顿（一位后现代评论家对他倍加赞赏的评语）专门描写个体户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蒙坑拐骗的中篇小说《生活无罪》及长篇《我们象葵花》提供版面，将其推向“文学明星”的宝座。最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界》也不甘落后，紧密配合，大加宣传。该刊今年第二期不仅给何顿先生的尊容印制了两张大幅照片，供读者瞻仰，以头题显要位置推出了他一个并无显著艺术特色描述一个单相思故事的中篇《面包会有的》，还专门约请何顿的一位铁哥们儿写了一篇推崇宣扬他的文章。请看这篇妙文的一段内容：“在《生活无罪》等一系列小说中，最可贵的便是何顿这种诚实的态度，他冷静地、几乎不动声色地讲述这些三教九流们的日子，他们（他们也是人）近乎原始状态的动物性在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厮杀械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们身上什么都是直接了当的，吃饭就是吃饭，天天吃中国菜也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文化，碰到女人即刻想到的便是与她睡觉，断然不会有情书一类的浪漫；一句话不对劲就可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们不在乎生命，明天对他们是无须也无从计议的。他们是英雄好汉中注定的那类悲剧角色。”这段痞气十足的肉麻吹捧文章所陈述的荒谬观点和赤裸裸的流氓哲学，当然不能完全代表刊物的观点，但却毫无掩饰地暴露出这家刊物对这类作家和这类作品的特殊兴趣和明显认同，从而丧失了刊物应该保持的是非观念、审美判断和文化品位。将上述如此丑恶粗鄙、荒谬绝伦的思想观念硬塞给广大读者，是对广大读者的亵渎和侮辱！作为一个职业文学编辑，我为我的同行感到羞愧和汗颜。这也许是当前文坛混乱的状况和世俗化浪潮包围使然，他们难以超越现实而免俗，但是不惜牺牲刊物的严肃性和良好声誉，而去迁就迎合那些崇尚世俗化的市井之徒和文化痞子，为宣扬色情、暴力、占有欲的痞子文学思潮张目，为其大开绿灯，鸣锣开道，这决不是什么光彩的“创新”之举，而是一种精神的变节和投降。令人费解的是，像《上海文学》这样以倡导先锋文学著称，在国内具有相当大影响的刊物也开始改弦更张，打出倡导所谓“新市民文学”的旗号，鼓励作家们将创作的视点转移凝聚于小市民阶层世俗生活的层面。虽然该刊对所谓“新市民文学”的内涵外延的阐释语义含糊，牵强附会，但其提倡文学世俗化的宗旨则是明若观火的。像《收获》、《小说界》、《上海文学》这样有着优良传统的文学期刊都开始转轨变型，都为文学世俗化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其他刊物纷纷效尤，趋之若鹜，就更可想而知了。它们仿佛不如此就难称新潮先锋，仿佛不如此就难保文学领先地位，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暗自窃笑。上海这几家刊物的上述倾向，多少承续了3、40年代盛行的“海派文学”的历史余绪，体现了这个国际性商业都市商业化、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其实3、40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为了适应小市民商业化、世俗化文化消费的需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就曾大行其时，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感官刺激的黑幕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消闲小说俯拾皆是。但时过境迁，这类以小市民为对象的海派文学均如昨日黄花，自生自灭，其中佼佼者如鸳鸯蝴蝶派作品，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微末。《上海文学》企图旧瓶装新酒，重复故道，看来也很难开创什么辉煌的局面。究其原因，皆是因为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如果离开了民众关心的国计民生问题及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喜怒哀乐，一味局限于个人的狭窄感情体验和私有生活范畴，就很难达到更大的思想容量和社会深度。无论是旧市民也好，新市民也好，就其生存环境、生活趣味、价值取向来说，都是以利欲、物欲追求和市井情调为中心，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生活的历史时空变化了罢了，我们能指望从汲汲于小市民生活圈子完全世俗化的作品中产生出什么时代的巨制么？所以对于这种市场操作性很强的文学倡导，我们很难信服。文学商业化和世俗化，必然会制造出一批时髦的文学消费品和文学赝品，哄抬出一些“文学名星”和“文学暴发户”，却很难产生具有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文学精品，很难造就真正的文学精英和文学大家。文学商业化和世俗化在制造表面的、虚假的文学繁荣景观的同时，却弱化了文学的整体素质，造成文学群体性的精神萎顿和思想贫血，这种局面将无法避免，愈演愈烈，其势难以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