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以近12万字的篇幅叙述了本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者视野开阔，吸收了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成果，能在世界文学史的格局中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然而，正因为它是在吸收了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带有较大的研究述评和汇编性质，许多地方都只转引第二手资料，甚至不少经典作家的文句，也都未从原著引述。这就难以做到准确和翔实，影响了它作为史书的价值。因此，我们为它作为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然而对于本国的读者，就不能将其作为信史来看待了。 首先在文学思潮和理论介绍方面，作者似乎仅仅依据夏志清、周策纵、B.S.麦克道格尔等人的有关论文的叙述，而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一些主要经典性著作却并未引述原文，这样就难免发生史实上的错误。如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是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作者却把它归在早于此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而对于《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作者虽指出它是“梁启超最负盛名的文章”（第一部485—4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却不提他“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夸张地强调小说的作用等和“小说界革命”直接有关的论点，只提该文提出小说对读者“熏”、“浸”、“刺”、“提”的四种力的作用，却又将其扩大为梁启超所说的小说的特点。这就使人怀疑作者并未读过这篇文章了。又如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宣言》（最初发表时题名为《本志宣言》），作者均引用第二手资料。而作者在“浪漫主义和个性解放”一节中所说《新青年宣言》一文中号召青年应具的素质的话（第一部510页），却不是该文所有的，而应是出自《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一文。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对青年所提倡的“六义”，才符合作者“进步的、敢闯的、科学的、有个性的”概括。而《新青年宣言》发表在该刊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则是对于该志的人生哲学、社会理想、政治态度、道德观念等的具体主张的全面宣告了。 作者写第二部时有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作依据，情况要好得多。但仍有一些错误。如提倡“革命文学”的成仿吾的重要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作者将它和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1928—1929（该书作于1930）革命文学论争以前的事了。它接着便写道，“1927年，这种空喊口号的做法，只能激怒鲁迅（第二部458—459页）。”其实，这篇文章发表在1928年2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9期），正是提倡“革命文学”，挑起那场论争的重要文章之一。接下去说鲁迅“一到上海”，便对“革命咖啡馆”里的左翼人士提出批评，“认为那些人过分迷醉于自己的革命口号中，乃至‘醉眼蒙胧’”，因此“招来对手的反击，他们指责鲁迅的批评本身就是‘醉眼蒙胧’”云云（第二部459—460页），则又错了。因为鲁迅的《革命咖啡店》（原为郁达夫《革命广告》后的《鲁迅附记》，收入《三闲集》时作是题）写于1928年8月， 这时他已在上海住了十个月了；而他的《“醉眼”中的蒙胧》写于1928年2月， 是针对创造社的挑战，特别是冯乃超1928年1 月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攻击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而写下的。按作者的说法，就把历史的事实搞颠倒了。 可能是由于对第二手资料的辗转引用，这本书在社团流派介绍的一些基本史实的叙述上也有不少错误。如清末的爱国文学社团“南社”酝酿于1907年，于1909年正式成立，而该书说其“于1903年创立”（第一部497页）。后面接着写道“但是， 如今当人们读起半个世纪以前那个社团的那些有代表性的诗作时，不免觉得那种情调和意象似乎都是传统的一套”，其中“半个世纪以前”分明是从50年代的有关著作中搬用过来，而忘记历史又走过了30年（按该书成书年代说）了。再如，《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该书却说它“直到1921年才创刊”（第一部504页），将其提早了一年。好在下面虽然论述了它在当时必然失败的原因，却没有具体说及鲁迅等人对它的批评，否则就又要使历史“错位”了。第二部说及“1938年3月，也就是在这年一月日军占领上海之后不久， 在汉口成立了以老舍为主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11页），除了日军占领上海应为上年11月外，“以老舍为主席”也错了。因为“文协”不设主席而设总务、组织、出版、研究四部，由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老舍是总务部主任，虽主持“文协”的工作却无主席的头衔。下面说“协会还组织了最初的五个宣传队（每队有16名队员）和10个演剧队（每队30人）”，这是把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做的工作加在“文协”头上了。 关于文学论争，作者惯于从“纯文艺”的观点，而且常常从对个人恩怨的推测出发去看待而忽视其社会政治的背景。对此本文不想置评。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资料掌握的不准确，反而影响了对历史事实真实的叙述。如作者提到“与抗战无关”的论争时说道：“梁实秋——左翼作家以前的论敌——则进一步提出‘与抗战无关’的文学原则”（第二部516页）。 其实梁实秋并没有将“与抗战无关”作为一种文学原则提出来，他说的只是文学题材问题。而且他是这样说的：“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1938年12月1 日《中央日报》副刊《平民》“编者的话”）。当时一些左派作家对他的批评确有失实和偏激之处。然而按该书所说，反而把梁实秋反对“与抗战有关”（这是为当时任何一个爱国作家所不耻的）的罪名坐实了。之所以如此，根据该书的注释，可以看出作者只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和刘绶松先生写于5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初稿》，并没有去找原始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