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11-0118-13 19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席卷国内文论界，文学再政治化成为主潮，1980年代累积起来的文学审美论受到全方位挑战，中国学者据此认为，中西文论经过近百年的逆向发展，终于在“向外转”的前提下统一起来了。欧阳友权曾予以揭示：“近百年的中外(西)文论呈现逆向行进并终而合流的历史趋势。”第一次逆向行进出现在20世纪初至1970年代间，中国文论强调文学的“向外转”，主张文学关注启蒙、革命与政治，而同期的西方文论强调文学“向内转”，经过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到后结构主义等，关注文学的基本技术问题。第二次逆向行进出现在1970—1980年代，中国文论在“拨乱反正”后“向内转”，肯定艺术本位，同期西方文论却“向外转”，政治批评大行其道，女权主义、黑人批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成为热门话题。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对外开放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使得中国文艺学研究也显露出重视‘外部研究’的端倪，中西文论一道出现‘向外转’的合流趋势”。①在我们看来，这一观察不无事实根据。但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向外转”的合流却未必同质，在理论依据与企图、担负任务、审美的内涵与功能上都有差别。明乎此，才能准确判断中国当代文论的审美价值，校正其发展路径，在回归学科本位的基础上，提高其创新质量。 从“阶级政治”到“文化政治” 就中西方文论“向外转”的指导思想而言，存在较大差异。西方文论完成了从阶级政治到文化政治的转型，在文化政治的理论指导下研究文学的政治化；中国学者则大多停留在阶级政治的观念中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其文学再政治化的论述更能体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点。 从文论史可知，近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这个基本理论分不开。列宁的“党的文学”理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都是在这一原理基础上生成的。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情况却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们恰恰努力消解经济决定论造成的简单性与片面性，从阶级政治中退出，转向文化领域进行文化复杂性的研究。 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威廉斯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令人耳目一新。在一般唯物主义者眼中，“文化”而能“唯物主义”，这是唯心之论，但在威廉斯这里，文化的唯物化，赋予了文化以独立地位，从而摆脱了经济决定论而自我指涉与自我生产。 威廉斯一方面反对将文化视为人的纯粹精神的传统观念，因为这种高蹈派的看法可能把文化与物质生产相隔离；另一方面也反对简单地把文化视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而削弱文化的自主性。他眼中的文化是类似于物质的、又不同于物质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一种自主活动，具有自我生产能力。这使他在运用文化概念来研究文学时，可以不必如经济决定论者那样只将眼光盯住文学如何反映经济基础的功能上，而能集中精力研究文化与文学关系自身。这一转向十分重要，对于一直承受经济决定论影响的文学政治化研究而言，不啻在其釜底抽去经济与阶级分析之薪，换上文化分析之薪，炼制出来的当然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文化研究之结晶。 威廉斯在论及文学与文化时强调要从实际经验出发，就不承认经济基础的优先决定权。他指出：“如果艺术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根据我们的问题，在社会之外就没有我们可以承认的优先于社会存在的实在整体。艺术作为一种活动，与生产、贸易、政治和家庭抚养一起存在。要想充分研究这些关系，我们必须以运动的方式研究它们，把所有这些活动看做人类能量的当代特殊形式……因而这不是一个把艺术与社会联系起来的问题，而是要研究所有这些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当中，我们可能选择抽取它们当中任意一种活动而不承认它具有任何的优先性。”后来，他又做了进一步申明：“我们习惯于用政治和经济术语描述我们的整体共同生活。对作为一种实质经验的传播的强调，就是坚持人与各种社会团体并未被禁闭在与权力、财产和生产有关的各种联系之中。他们在描述、学习、说服和交流等经历中的各种联系被同样地看做是基础性的。”②尽管这些“早期的定义”受到批评，威廉斯也没有放弃它，强调所有社会活动密切交织，政治、艺术、经济和家庭组织之间存在的是一种解不开的相互关系，而非仅仅由经济提供基础及决定性的单一被决定关系。 首先，将上层建筑视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在一般马克思主义那里，只有“基础”具有物质性的支配力量，在阐释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时，总会自觉地将其归因于经济基础，从而轻易得出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结论，而不对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本身做出深入分析。威廉斯不仅认为“基础”涉及的生产力是物质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生产同样也是物质性的，摆脱了对于“基础”的依赖性，突出了文化活动的相对独立性，表明上层建筑同样可以自生产。威廉斯指出：“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与以经济为核心的基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社会的总体性革命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整合、进化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力量为核心的基础固然具有‘决定’的优先权，但这种‘决定’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的过程中与上层建筑形成‘构成性’关系并在各种矛盾、变化中动态展开的。”③威廉斯消解了“基础”的绝对性、单向性、直接性，强调了上层建筑等文化活动的自身重要性，即使这些活动还受到“基础”影响，但它们也因参与了这一决定过程而发挥着相互制约作用，具有自生产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