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3)04-0024-09 20世纪文学理论的空前繁荣，表现为层出不穷的批评方法及理论创新构建。这种知识学状况与其学院化、专业化、职业化密切相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民族文学或现代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文学研究”(Literaturwissenshaft，literary scholarship)进入大学现代学科体系，文学研究逐渐专业化、职业化，到20世纪早期即已定型为一种现代学院学术。在文学研究学院化的学术转型过程中，文学批评理论逐步形成自身晦涩的话语体系，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技术化的知识门类。对于这种以理论自居，从而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话语轩轾判然的知识系统，普通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若不经过专业训练已经很难掌握，于是它成为大学体制内部分精英的话语特权。所以，对比19世纪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多为作家，20世纪的理论家(批评家)则基本以学院学者为主体。文学理论的专业化、学院化的必然结果就是职业化。依托大学系科体制，学院派的专家学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创造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繁荣局面，各种批评方法或理论标新立异，不断涌现。 大体上，20世纪文学理论以60年代、80年代为分界线，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60年代以前，主要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为代表，形成了所谓“内部研究”为主流的各种形式主义理论学说；六七十年代，伴随“理论”的兴起，文学理论主流逐渐转向所谓“外部研究”，形成了名目繁多的理论学说；80年代往后，“理论”衰微，文学理论进入“后理论时代”，文化研究崛起。 在启蒙之前，人类知识尚未出现大规模的专业分化，文学理论常常需要依托修辞学、雄辩术、语文学、释经学等，并与文学、历史、哲学、神学、艺术学、美学诸学科杂糅在一起。18世纪末以来，文学知识界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总算在形式主义理论思潮中成功确立起文学理论的知识学边界，使其能够在文学研究中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并列成为三足鼎立的专业学科之一。但这种学科自足性的知识学幻象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20世纪下半叶“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相继兴盛，文学理论的学科面目又变得模糊起来。无论是“理论”还是文化研究，都已越出传统意义的文学理论边界。所以，当代文学知识界要坚守纯粹文学理论的边界，就必须排斥“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但是，文学知识界已普遍接纳“理论”与文化研究，这意味着文学理论必须要放弃其原来的边界甚至学科自足性，承认“理论”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改造，而转型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 一、“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 20世纪中期以后，在诠释学直接影响下，接受理论(Rezeptionstheorie)兴起，替代日渐衰落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在七八十年代形成巨大理论效应，标志着20世纪文学理论范式的重大跃迁，即从文本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尽管读者中心论范式影响深广，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许多文学理论学说皆受其影响，但它毕竟只是20世纪下半叶理论家族中的一员。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化取缔了形式主义的独尊地位，从此文学理论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再也没有哪种理论学说或学派可以在理论的神坛上独享尊荣。由之，形式主义式微之后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就不再具有普遍性意义。文学理论的多元化状态本身因此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20世纪下半叶文学理论领域最明显的变化是“理论”的兴起。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符号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殖民主义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化理论(也包括部分社会理论)，全面挺进文学理论的领域，使其研究界域无限放大，在六七十年代形成“理论”的热潮，从而将文学理论推向历史巅峰。伊瑟尔讲，“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历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性足可与19世纪伊始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哲学美学所取代相提并论。”①这些“理论”由于不再局限于文学本质的解释，或者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所以它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正如卡勒所言，“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很难界定他的范围。”②实际上，“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知识形态，这不仅指它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对象，同时也意指其思想影响的跨学科性。这种知识形态对专业化的现代学科界限的突破，虽然体现了某种对于学科知识话语霸权的藐视、挑战甚至颠覆的后现代意义，如伊格尔顿所说，“‘理论’表示着我们那些为知识分门别类的经典方式现在已经由于种种实实在在的历史原因而陷入麻烦”③，但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理论”的渊源可以远溯到古希腊，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才被视为一种时髦的学术研究范式得到广泛推崇与实践。 对于文学理论而言，其实与其说是“理论”挺进文学理论的领域，毋宁说是文学理论家跨界闯入了“理论”的场域。正如卡勒所观察到的6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界所发生的事情：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面所做的分析都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