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风 “文学世俗化”是一个反历史、反哲学的命题。 世俗是什么？除了它和宗教的相对应的含义外，简明的解释就是“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因为人的生存是一种物质现象，所有时代，世俗都具有一种趋从物质的共性，质言之，都是围绕着人类社会的物质运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而产生的利益追求、享乐欲望等价值观念的综合反映。 文学是什么？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用语言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而且，由于是语言艺术，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它只能提供间接的形象，因此成为更纯粹的精神活动现象。文学的主流从来都是站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前哨位置上，和世俗所代表的物质倾向相对立、相抗衡，通过这种对立、抗衡拔擢和维系人类本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可以说，由文学世俗化派生的文学主张文学拥抱世俗，实质上就是精神拥抱物质。所谓“拥抱”是个“文学化的”说法，其实就是精神向物质的屈从和乞讨。这里反映的是某些“文学家”在繁华扰攘的物质世界面前不甘于清贫和寂寞的心理，或者甚至于是部分文人望着老板们的名车、豪宅、美女、佳肴而垂涎欲滴的艳羡和卖身投靠的渴求。 物质和精神这一对矛盾，贯穿人类的全部历史。和所有的矛盾一样，它们的相互关系里，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对立则是绝对的、永久的、无条件的。就是在这种对立和统一的交替变化中，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前进。 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主体方式。脱离了物质生产，人类便将在自然规律的压力下灭亡。但是，人并不是（唯一不是）单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生物。正相反，尽管自然以其强大不断迫使人变得渺小猥琐，而人的非物质的一面，即他的精神和思想世界，却使人日益成长为无比高贵尊严的万物灵长。17世纪法国思想巨人帕斯卡尔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在宇宙里，一根芦苇是何等脆弱，任何力量都可以摧毁它。这就是人的物质生命的写照。但作为一根有思想的芦苇，它却比能摧毁它的任何东西都高贵。人能认识宇宙，而宇宙却一无所知。因此，物质运转对于人类尽管具有决定存亡的意义，但人类的伟大与尊严却主要是由自身本质的另一面（即思想和精神）的运转而造就的。 在人类早期历史上，当物质运转诱发了从动物的自私到财产占有欲的过渡，精神就开始表现了它对物质的不同一性。康德的所谓“绝对命令”发生了。从这里，人走向了本质的崇高。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财富和欲望会成正比地膨胀。精神也一定要表现出更强的批判精神，来推持人类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平衡。但历史常常表现出这种规律，即精神运转滞后于物质运转，以至于到某一阶段精神世界的独立性、批判性被淹没在畸形繁荣的物质洪流里，其结果便是社会状况的日趋恶化，最终导致原有体制的崩溃和瓦解。本世纪杰出史学家汤因比在分析罗马帝国复亡原因时论证了这一点：野蛮的日尔曼人之所以能摧毁伟大的罗马，就是因为罗马的平民社会已经在物欲的过分膨胀中彻底腐朽了。 当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高速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由它派生的物质欲望（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呈现出几何级数的膨胀趋势。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的（某方面的，即列宁所说的“政治解放”）。这种解放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并把人推向物欲的竞争，推向足以带来毁灭性后果的道德沉沦；可另一方面它又第一次唤醒了人的整体意义的尊严感，并从这里过渡到崇高的批判精神，从而遏制住人类向物欲深渊的滑落。这是精神对于物质所起到的一个最伟大的平衡作用。它使资本主义许多尖锐的爆炸性的矛盾在批判的监督下得到缓解和消弥，保证了这个充满生机而又充满罪恶的制度持续的、高速的发展。 物质和精神在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状态中同步前进，在19世纪各自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个时期，作为人类主要精神产品之一的文学，实现了自己空前的（也许也是绝后的）辉煌。这个伟大的文学现象最根本的特点就是高扬着批判的旗帜，使人类的精神不仅没有沦为物质的奴仆而在利益、享乐和自我价值的追求中全面崩溃，相反，有效地遏制住了日渐处于唯我独尊地位的“物质文明”将全人类引向末路的趋势。 进入20世纪后，人类的精神运转由于观念和目标的紊乱而呈现衰弱的景象。以“信息爆炸”为标志的“第三次浪潮”，表现于人类的精神运转，却是一种相对的萎缩。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把物质和精神发展差距的扩大总结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物质和精神的强烈反差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激烈动荡，20世纪的文学被引上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积极占领，文学被片面曲解为政治的仆从和工具；一个则是文学对政治的疏离，进而至于放弃了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两个极端都带来了口号主义的盛行和文学本身的衰落。20世纪的文学大师，其前期者一般可视为19世纪文学的余绪或殿军，如哈代、肖伯纳、库普林、罗曼·罗兰等人，其后起者则是否堪称大师尚难定论，至少还没有超越前人的水平。对他们而言，这也许是个生不逢时的悲剧。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80年历史，全面地浓缩了西方文学上述200年间的发展过程。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文学革命，要求打破封建的枷锁樊篱，呼吁人的尊严和解放，其主流思想还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承袭的人道主义。这个过程很短，到了30年代，新文学一方面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兴旺，同时也随着社会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开始了长期庸俗社会学池沼里被浸泡的命运。庸俗社会学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表现，它要求意识形态色彩的绝对一元化。于是，在上层建筑里本应是政治的诤友甚至良师的文学，变成了丧失其独立地位的附庸、工具，到了“文革”时期，竟落得沦为弃妇的命运。70年代末，转机到了。和80年代前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一道，中国文学又出现了一个少有的辉煌局面。那几乎可说是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难忘、最激动人心的一页。文学从来没有像那个时期一样紧密地连接着千万读者的心灵和命运，反映着他们的悲哀和喜悦、希望和诅咒、愤怒和信赖。文学的繁荣和社会的拨乱反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篇小说、一首诗往往就是一个全社会瞩目的信号、宣言书、动员令，牵动着人们的感情甚至关系着许多人的处境。文学期刊的畅销和剧场里雷鸣般的掌声就是这一切无法忘怀更不可抹煞的证据。可惜的是，文学的这种繁荣仍然是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反映，而并非它自身实力营造的结果。中国文学自身仍然是苍白而孱弱的，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那个贫穷而患结核病的中学生伊坡里特，他只会把对不公正社会的愤怒凝炼成一句：“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权利？”然后便面色潮红极度虚弱地退出场景之外。“形势比人强”，当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体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某些先天不足的文学家，眼馋于别人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发出了“拥抱世俗”的咏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