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革之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成就卓著。这与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进行有效的改铸大有关系。这包括“指导思想”层的史实性考察，也包括现代文学多元格局的认定，更是指现代文学主题面的思想性提炼。有些研究者带着新时代思想启蒙者的自信与勇毅，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贯通主题提炼成“改造民族的灵魂”，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所进行的大胆的改铸及修正，但似乎不能在现代文学史现象研究中得到流利的贯彻。后来迅速流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与此正相呼应。这一概念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容易引起非议的，不单是它对“五四”的意义强调不够，而是对中国新文学的“新”的传统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确认、匡定中国新文学学科基本格局当然有许多角度，但其主脉应是寻索贯穿其整个历史的新文学传统的确立、定型及基本完成的过程。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自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传统面临巨大的历史冲击和变更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综结。 关键词：现代文学 文学史观 改造国民性 二十世纪文学 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之中，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已经被破坏殆尽，新文学史观虽然仍或有之，但早已为一片讨伐之声（例如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杀伐）和一派扭曲之风（例如对于鲁迅的歪曲性理解）所取代。文革结束后，历史的振奋一度往往通过时代性的拨乱反正来实现，可对于旧有新文学史观的拨乱反正其过程却颇为短暂：约摸只有一年多的出版周期时间；动作也较为低调：以重新出版王瑶、刘缓松等人的现代文学史专著为主。当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编现代文学史专著在1978年前后陆续问世的时候，力图有所更新、有所突破的新的文学史观便以事实形态表达了对此前积极左向的文学史观的不满及改造的愿望。 在许多理论问题上都进行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拨乱反正运动，为何在旧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恢复与重建中却显得如此逼促、如此低调呢？显然是因为走向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学者在肯定和恢复文革之前现代文学史观的问题上已有相当的保留，即他们不再满足于起自五十年代的那套文学史观的左倾色调，于是将视线不是盯在回复、重温原有的文学史观念上，而是移至对更切实、更科学的文学史观的营建与探讨之上。于是，王瑶、刘绶松等人的现代文学史专著的重版几乎是在一种悄然无声的状态下完成的，绝不象一般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其它“题材”在重见天日时那么风光荣耀。这样的结果对于同样被打入“冷宫”二十多年的这些文学史专著而言无疑是一种难以下咽的苦果，不过这苦果的结成与作者们在五十年代之初争先恐后的左向竞赛亦不无关系。 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是以逐步明朗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开明为先导，对已经形成固定格局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进行有效的修正和改铸，从而达到新文学史观的建构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仍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文学史上的种种现象，但已经成功地颠覆了唯无产阶级文学是尊的陈旧文学史观，在理论上和撰写实践上都给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文学以一席之地：“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份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1）]伴此文学史观，该文学史在创作分析上也尽量给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学以当时最大限度的公正评价，对沈从文，徐志摩的评论已有相当深度，甚至对当时尚未平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路翎、绿原的作品也都给予一定的地位。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都在修正、改铸五十年代业已成形的新文学史观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努力，从而限制了现代文学史观念中已大成气候的左的倾向蔓延和泛滥。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九院校协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文学史观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还是在阶级分析的话语模式中阐解中国现代文学现象，但编者在某些论题上已经注意到类似于“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例如他们对“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评论，就明确提出：“在‘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中，‘左’的宗派主义是当时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也是国防文学提倡者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它的主要缺点。”[（2）]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将五十年代伊始的左向的文学史观对于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危害具体而尖锐地析示了出来：“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史渐渐写为社会主义文学史了，这主要表现在排斥了许多非革命作家于文学史之外，如徐志摩、沈从文、庐隐、凌叔华、绿漪、李金发等”。[（3）]这可以说是对左向文学史观的一针见血的指斥：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格局下的现代文学史观其所以左向，就是它轻易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性质，而将在理论上应该属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指标”过早地套往刚刚起步的中国新文学评价系统。 惯于左向的新文学史研究者表面上尊崇新民主主义理论，而在实际的文学史操作中，却一味追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及其文学表现，将有此倾向的作家作品视作这时期文学史的主导现象，进而又将这类现象视为现代文学的应有内容，如此一步步地将本应是现代文学史上应占主流位置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及各种虽是非无产阶级文学但具有明显反帝反封建特质的文学现象打入了另册，连类似于政治意义上的“统一战线”都没有营建的意思。文革结束后，踌躇满志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当然不能满足于这种甚至于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都有所相悖的新文学史观，他们只能在回复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权威的层面上做拨乱反正的工作，具体地说，就是重构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文学的“统一战线”，将上述被错误地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价值体系之外的作家重新纳入正常的评价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