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广角 80年代以来，我们无法以确切的数据统计，到底有多少批评家和作家被淘汰出局。尽管他们还在不断地写作，在国内各报刊杂志上不断地发表文章，但他们的文字恍若隔世的历史遗物，很难再唤起世人的激动与憧憬。同样是从80年代过来的作家，张承志却没有被历史的岁月所磨蚀，相反，他在9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批判，倒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自己对这项工作极为自信。1993年元月，他在《作者自白》一文中写到：“1989年以后我在海外飘零了两年又决心回到了祖国，朋友问我：你用什么争取青年呢？我不知道。我只有我的意义和语言。青年他们，如果他们有青春就应当寻找，而不应该由谁争取。我只是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与我相遇。”这种傲慢不羁的狂放姿态，与80年代后期一度沉默的张承志，判若两人。这倒不是说张承志那时特别温顺和谦逊，而是在那个浪漫主义时代，获取激情并不是一种特别困难的事。90年代，世道人心变得越来越油滑，激情倍受人们奚落，在这种情况下，张承志一如既往，那么认真执着地行使他的文化批判权力，就这份认真劲儿，在今天就显得相当珍贵。然而，偏于一隅的90年代批评对于张承志的文化批判并非抱有同情理解的态度。在相当多的批评家眼里，张承志被视为寻找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文化批判中所流露的激愤之情被判定为缺乏理性，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各种名目繁多的批评在共同消解张承志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使我不能不认真思考张承志文化批判的具体内涵及社会意义。 1、拒绝理论：作家的感受方式 当代批评的日新月异，使许多作家、批评家沾染了一种追赶时髦理论的心理病症，仿佛越新越奇的理论口号，便越能体现出作家、批评家内心最深刻的文化感受，否则，就有恪守传统的保守嫌疑。事实上，在人文学科领域，那种唯新是瞻，新陈代谢的进化论准则常常存在偏差。我们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丰厚的文化蓄积，通常是通过文人学者频频回首历史，在历史的沉思中得到延展的。真正有深度的作家，不是在追逐新与奇的玄思中出现，而是在沉思历史的长久寂寞中，以柔韧的方式显示自己的雄厚实力。在我的记忆中，张承志就是属于这类作家。自80年代起，他几乎没有倡导过什么时髦的理论，也没陷于这些理论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但他的创作所拥有的思想深度，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却是少有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当代思想拓荒者的队伍当中，并时时给同代人以强烈的精神刺激。他以创作起步，但他的文字自由而奔放，很难以确定的文体加以约束，读他的作品，不会让人闪过“文人之作”的念头，倒是常常让人联想到耕者的艰辛与刻苦。他不辞劳苦，以心血抒写文字。他的文字世界，通常连接着纯朴的内蒙古草原、北京凝固的山川和西北干涸的戈壁荒漠。单单是这些意象，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就非常突出，可以说没有一位当代中国作家会那样长久地醉心于偏远僻地的异域风情。为什么张承志会那样醉心于这些久远的历史遗物呢？这在许多批评家看来，是张承志内在精神矛盾的体现。批评家们喜欢用“现代性”一词来刻划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学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现象，即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作家以原始文化来对抗工业文明。张承志逃避城市，浪迹边远僻地，体现了张承志对当代城市文明的无所适从的精神危机现象。但我以为，这是批评家们毫不顾及批评对象而一厢情愿作出的评判。张承志的文化时代，还不是一个“现代性”压迫得作家抬不起头的时代。张承志就是张承志，他的创作根本不考虑“现代性”，也不受这种“现代性”制约。他不是乌托邦的寻梦者，他只是一位作家，并且是一位感受敏锐，感受多于说教，以激情抒写襟怀的优秀作家。他在现实——感受——写作和写作——感受——现实的世界中紧张地来回逡巡，根本容不得繁琐的理论插足其间。他唯一全神专注的地方，是感受现实，一时一刻也不懈怠。他凭着自己丰富的感受能力，摄取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一丝一毫不受时髦理论的污染。 作为一位作家，张承志对个人感受非常坚执，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理解和感受上。张承志厌弃城市。从一开始创作，他就憎恶城市。1990年他在一篇随笔中，以痛惜的笔墨描写自己居住的城市环境，自责自己为“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他不得不生活于城市，但在心理上创建与当今的城市生活极难相融。这倒不是说张承志拒绝城市文明，而是他对时下流行的那种将中国城市生活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文明的做法，保持了敏锐的批判。在他眼里，中国的城市不是什么现代文明的象征，而是一种粗鄙的权力关系的体现。城市中物资的囤积，不在于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在于供奉权力的享受。可以说，权力构成了中国城市生活的核心。权力越大，城市也越大，财富的蓄积也越集中。如果说，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化，那么，与权力结合而生成的当下城市生活，无疑有值得张承志深深憎恶的地方。这一点是张承志远比那些批判“现代性”的批评家们清醒的地方。他根本不顾及批评家们的说三道四，坚信自己的感受，以坚韧不拔之志，一次次整理行装，辞别城市，流连往返于罕见人迹的戈壁荒漠，在自然与历史的辉煌中，寻找精神慰藉。 2、敬畏神明：对知识的尊奉 张承志拒绝当下各种时髦的理论，厌弃腐败的城市生活，对边远僻地充满感情。这在不少评论者看来，是一种反知识论的情绪使然。但读遍张承志的所有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他发表的一系列随笔，我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张承志不是反知识论者，而是一个崇尚知识，对知识敬若神明的启蒙主义者。他最喜欢在作品中穿插非常学理化的考古专业用语，以便使自己的叙述更准确，更具学术威严。在《庞然背影：回民的黄土高原》一文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表现对象： “我描述的地域在南北两翼有它的自然分界，以青藏高原的甘南为一线划出它的模糊南缘，北面是大沙漠，东界大约是平凉座落的纬线；西界在河西走廊中若隐若现——或在汉、藏、蒙、突厥诸语族住民区中消失，或沿一条看不见的通路，在中亚新疆的绿洲中再度繁荣。 为了文学，我名之为伊斯兰黄土高原。” 这种学究气很浓的语言文字，绝不会让人感到张承志的世界与知识的世界相隔万里，更何况张承志属于那一代在反省历史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对知识他和他的同代人有一种天生的血缘情谊。在“文革”最苦难的岁月，是知识和对知识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所以张承志及其同辈人对知识的要求之高，常常近乎苛刻的境地，以至对诸多打着知识旗号的理论，总要严加审视百般挑剔，在《心灵模式》一书中，张承志对充斥文坛的新潮理论不屑一顾，以格言的方式写下“世纪末的新潮思想往往是伪学”这样的警句。假若将他的格言所透露的人文精神，与90年代以来新潮思想及思想者的自我表现作一对照，我不能不由衷地赞同张承志对知识所持的严格尺度和虔诚态度。这倒不是说张承志在知识水平上一定达到什么高度，而是赞同他给予知识以无限崇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