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艺术的日常性，人们自然会想到现代主义初期的杜桑——他确实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以亵渎的方式将神圣的艺术引向日常性的几位先驱之一，也是将当代艺术思维定向从创制（作品）推向发现（物品）的始作俑者。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整个现代主义艺术实践，并非是沿着杜桑所设定的路线运行。恰恰相反，现代主义艺术仍然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鲜明的精英文化特色的“高级”或高雅艺术。艺术的圈子仍然是一个非常小众化的圈子。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以及艺术收藏家，只是社会中极少的一部分具备高雅和精致趣味的精神贵族。普通人根本领不到由这些精英认可的进入这一圈子的通行证。 现代艺术的确见证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尤其在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形式以及审美观念方面，实现了从再现到表现，从具体到抽象的具有颠覆性的美学变局。但是，现代主义艺术“政变”的动因，虽然不能排斥审美和文化方面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来自艺术内部话语权的血腥的争夺：一是作为新一代艺术家的现代派要向早已执掌传统艺术话语权的艺术家夺权，二是作为手工制作的艺术要与作为科技的摄影艺术争锋。因为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摄影艺术，在感性的再现方面已经使后起的艺术家陷入了无可超越和无可比并的窘境，要想逃离窘境，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弃他人之所专，显自己之所长。因此，现代主义艺术家聪明地选择了抛弃再现，谋杀感性，追求呈现不可呈现性的抽象主义崇高美学的道路，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掌握了新时代的艺术霸权的现代主义，并没能改变艺术内在的体制——从前那种张扬高雅趣味和圣化艺术经典的体制。由于现代主义艺术家以呈现不可呈现的崇高美学为圭臬，抽象主义所内涵的不可穿越的玄学奥义，在客观上极大地阻碍了它向普通公众的敞开性。因此，与传统艺术相比，从总体上说，现代主义不仅没有表现出杜桑等人所追求的祛魅的趋向，相反，它演变成为一种变本加厉的赋魅或者说返魅运动。所以，奥尔加特认为，“现代艺术总有一个与之对立的大众，因而它本质上是无法通俗的。更进一步说，它是反通俗的。”[1](P66) 正如一些专制的社会政权一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原先那种叫人恐惧的坚固的专制体制，很快就暴露其脆弱性来，现代主义玄妙的的艺术律条和高雅的艺术趣味，随着现代主义的衰落和反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消费文化的扩展，也很快就暴露出其脆弱性了。杜桑那种带有强烈的祛魅意识的审美观念和革新思想，又开始在新时代发出磅礴的回响。 对传统的或者说精英主义艺术观念冲击最大的应该说是20世纪60和70年代崛起的偶发艺术和行为艺术。行为艺术将传统绘画的物质性转化为精神性，将艺术品（以作品为终端）转化为体验过程，结果是让即兴性（自发性和自主性）的胡闹取代了独具匠心的构思，让瞬时性取代了恒常性，日常的偶发事件取代了由高贵的灵感催生的精巧的艺术意象，从而居心叵测地消解了艺术的收藏价值，消解了博物馆的意义。阿兰·卡普洛和约翰·凯奇这样一些反现代主义的先锋派不仅公然主张艺术要紧密联系日常生活，而且，他们还采用最极端、最怪诞、最具渎神性的形式，传播着最具反价值性和批判性的内容。另一位几乎是用自残的方式创作行为艺术的艺术家波依斯，则赤裸裸地叫嚣“艺术即生活”（当然这里的生活是日常生活，或者说更边缘的黑暗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现实主义所说的生活）、“思想即雕塑”，意欲将被现代主义高度圣化的形式和题材，彻底地加以解构和颠覆。 如果说行为艺术和偶发艺术，是以反艺术的方式，颠覆了艺术的观念和形式，使架上艺术走向了一种离奇的表演，那么，由当代复制技术和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孵化出来的波普艺术，则是以艺术的形式，通过夸张、重复和极化(polarization)等手段，把最具日常性和最琐碎的东西，引入并取代了现代主义那些崇高的画面。沃霍尔等人精巧的讽刺修辞，世俗化的充满庸俗气氛的画面，使不苟言笑的现代主义崇高美学，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行为艺术和波普艺术等反现代主义美学的祛魅的努力，并没有产生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艺术家们所期待的那种一边倒的局面。以纽曼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仍然固守着现代主义艺术美学的防线。纽曼不仅创作了大量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而且声称，当代艺术家应该从传统艺术中的“绝对情感的欲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要把我们从曾经统治了画坛的对回忆、联想、传奇故事以及神话的追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不需要从基督、人类或者‘生命’中创造出一个教堂来，我们从自己的情感中创造教堂”[2](P682)。纽曼反对传统艺术具象的崇高，却主张创造抽象的崇高，情感中的崇高。这种以一种崇高美学取代另一种崇高美学的主张，正体现了相当一批艺术家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连续性的固守，也是对自身的话语权的固守，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对一切艺术祛魅势力和倾向的抵抗。 纽曼的作品，乃至于某些极少主义艺术家的作品，是以艺术的外在模仿力的极度衰减和内在表现力的无限增殖的面目呈现的。换句话说，他们谋杀了感性，而像巫师一样召唤着无可名状的理念的幽灵。他们企图扶持并支撑美国的高雅文化，一方面与博物馆中的经典杰作眉目传情，一方面则对公众故作深沉，高标自恃。因为，作为现代主义美学自觉的维护者，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价值的普遍性，往往就把自己置于绝对的地位[3](P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