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84－04 萨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被罗伯特·扬称为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圣三位一体”[1](P154)，他们都致力于解构西方殖民主义的经典神话。但在笔者看来，霍米又用非常机智的方式部分地解构了萨义德。而做到这一点，与霍米提出大量容易理解、却难以翻译的原创性概念有关。在阐释理论和创造理论来表达自己对现实认知的过程中，霍米表现出了“对细节的偏爱”以及对“间隙的力量”的认同。细节可以改写历史，间隙善于伪装现实，细节和间隙，恰恰是我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最不可缺少的部分。 霍米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野蛮和文明的关系与其说是being-in-together，不如说是being torn aprt。或者可以说，是“文明中的野蛮性”(barbarism-in-civility)[2]。文明和野蛮是互文共生的。阿伦特也认为：对于全球化来说，没有任何所谓“外在”或“外来者”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是内在的，也就是说，野蛮是从文明内部产生出来的。[3](P395)笔者认为，这种视角和立场可以说是霍米所有思考的出发点。这也体现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居间、混杂性和模棱两可三个最基本的概念上。但是，这些概念所传达的，既是一种对真相的揭示，同时更是一种对真相的遮蔽。因为，他虽然让我们警惕武断的本质论和二元思维，但与此同时，又以非常琐碎的方式弱化或消解了那种二元对立的革命性功效。也就是说，这些概念不仅可以适用于考察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同样也适用于考察既非殖民者又非被殖民者的所谓“自由人”。而这些所谓的“自由人”才是今天有可能组成全球化运动的主体，并且推动全球化运动发展的基本构成成分。那么，用居间、混杂性和模棱两可等概念来研究“自由人”，霍米给我们的启示究竟在哪里？ 霍米提醒我们时刻关注“少数族群”的问题。按照他的理解：少数，不是和大众相对，不是一个数量上或视觉上的概念(尽管它越来越具有数量和视觉的特点)，而是一个关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话语权的概念。世界主义作为全球化的一个趋势，不是第一世界称霸天下，也不是第三世界从第一世界中寻找自我，而是从少数族群或所谓“第四世界”的眼睛来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定位文化的格局。第四世界由越来越多的难民、移民、政治流亡者、异见分子、弱势群体等构成，他们只是心理形式上的“自由人”。 从后殖民理论本身来看，这个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以及殖民地世界的经验事实。当然，“何谓殖民”？有既定的界定和结论。而中国并不存在完整意义上或印度意义上的被殖民经历。所以，笔者始终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学者如此热衷于后殖民理论，究竟要用它来讨论什么？中国台湾学者宋国诚认为：中国语境内的后殖民理论“一方面被简化为呼应官方话语——‘走向世界’——的介入策略，一方面被编写成一部重返精神家园的乡愁恋曲”[4]，从而使后殖民主义对中国文化建设“文化解殖”、“文化自我形塑”的积极意义还远未显现。笔者很认同他的这个评价，并认为：在中国，没有什么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至多只是一种“被殖民意识”或“殖民妄想症”。“post-colonialism”，戏谑地讲，就是“破－殖民主义”，是对殖民主义的反动。从广义上讲，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一场殖民运动(尽管它有解殖的动机和目的)，只要承认文化差异和人性共通，殖民就不可能消失。当然，这是非常广义的殖民。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和殖民主义之间是一种共谋关系。 从狭义上讲，殖民只是一种“民族虚荣心”。这倒是可以用霍米·巴巴的“模拟”理论来解释。中国曾经是所谓的“半殖民地国家”，谁是宗主国？谁是具体的殖民国家？好像不清楚。西方列强，这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所指。若承认这种半殖民的历史，那类似“全盘西化”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理论就是一种暧昧的、模棱两可的“模拟”。中国人不完全否定西方的东西，所以才要向西方学习，或者如霍米所说的，被殖民者通过模拟殖民者来解构殖民者的权威，但这种模拟不是完全主动、积极的模拟，而是一种戏谑，或说一种反拨。“它对被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它模仿，因为它接受外国文化所设定的价值观。但它也拒绝，‘事实上有两种拒绝，而两种又是自相矛盾的，拒绝外国入侵者和统治者，却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也拒绝祖先的方式，它们既被视作进步的阻碍，又被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5](P2)。这也许就类同于霍米所说的“文化翻译”。因为被殖民者同样不能完全抛弃自身所谓“民族”的东西。所以，模拟是一种非常含混和怪异的模拟，后果就是“文化混杂体”的出现。 在全球化语境下讨论民族主义，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把它的内涵扩大到文化意识的地步，假如只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表述，那最终还是会导致极权或殖民。那样的话，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已。当然，在中国讨论“民族”或“民族主义”，都是非常含混暧昧的。因为“民族”在中国的面相本身就非常复杂，也非常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空间领域，民族可以指称不同的东西，也可以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用，进而也可以形成不同的民族话语。比如说，在国家政治和主权独立的意义上，民族或民族主义可以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讨论结合起来；在种族分立和族群的意义上，它又可以和“排满”、汉族中心主义联系到一起；在政治集团分割利益的意义上，它又有反对军阀、谋求“大中华性”的一面。而在今天的中国，民族又与地缘政治、国家统一体、政党的制度及权力合法性等问题纠结在一起。所以说，有很多学者讨论“民族意识”、“民族性”、民族主义的不同类型等重要的问题。应该说，全球化、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这些概念之间都有共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