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2)03－0116－07 一 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写思想传记的作者维特(Bernd Witte)认为，“与那些逐步阐明自己见解的文人不同，本雅明在其著述中是一步完全到位。”(22)这里指的是他的思想模式在青年时代即已定型，这便是将自己定位为从世俗的经验世界到救赎的神圣(理想)境界的中介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从事“翻译者的任务”，(1977：69—82；2003：253—63)“翻译”在此不是语言之间的横向转换，而是天地人之间的纵向沟通，即人不断从“自然语言”①中读出上帝的启示，从世俗历史中看到终极意义的显现和未来理想世界的形态与秩序，这个未来的到来也就是他所说的“救赎”或“弥赛亚的时代”(the Messianic redemption)，人类的终极目标便是进入这个时代。这是一种神学版本的总体论，是贯穿本雅明著述的主调，即便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这一基调依然不变。与其说后期的本雅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如说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实践观念使他更确切地把握住了从历史到救赎的中介环节，因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以后的本雅明，把救赎的神启层面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层面进行了独到结合，由此而更加坚信，救赎不是个抽象概念，而是现实可能，因为“历史是一道弥赛亚随时可以进来的窄门”，(1977：266)全靠革命者如何把握恰当的时机，打断这个“堕落”②历史的进程，开始一个新纪元(epoch)。在此，本雅明之所以用“纪元”，而不是“时代”(age)，是要强调，救赎与现代性历史是不同质的社会时空，实现前者必须先打断与颠覆后者，所以本雅明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充当拉动这个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是充当它的“急刹车”，即截断它无限制的现代性进程，收拾其技术操作所导致的废墟，为新时代的到来清出空间。这便是本雅明著名的、甚或“臭名昭著”③的“两面神”特征。 在他的理论遗言《历史哲学论纲》中，④他把上述几者的关系用一个寓言进行了表征： 克利(Klee)一幅名为《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画表现一个仿佛要从某种他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离去的天使，他展开翅膀，张着嘴，目光凝视。历史天使就可以描绘成这个样子。他回头看着过去(本原)，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到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碎片，但一阵大风从天堂(迎面)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它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回来。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来(现代性)，而他所面对着的那断壁残垣则拔地而起，挺立参天。这大风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力量。(1977：263) 在本雅明的语汇中，“进步的力量”，就是开启了现代性进程的工具理性、技术政治。这个力量如狂飙飓风，摧枯拉朽，完全给世界进行了祛魅解幻，从此，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领域从形而上(精神)走到形而下(实践)，在技术的操作加统治下，世界完全成为人类的物质资源，但这也同时意味着灾难，即两者的异化，原初人与世界的完整与和谐被彻底毁掉。在这种意义上，本雅明从现代性的宏伟建设空间中却只看碎片与废墟，面对这个空间，“历史天使”便是“救赎天使”，他虽势单力薄，但却不甘罢休。这其实就是本雅明对自己职责的写照，也是对他在所有著述中理论姿态的形象表征，即无论是在文化批评还是在文学阐释中，他都进行着执着而艰难的清理和整合工作，追求修复本原、显现本原、回归本原，后者正是他所说的弥赛亚救赎的实现，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将之与卢卡奇(Gy
rgy Lukács)意义上的“总体”相关联，对此，他借用克劳斯(Karl Kraus)的名言总结为：“本原才是目标。”(263) 二 本雅明的上述思想使他在以反本质主义为特征的20世纪文论中显得如此“幼稚”，对此，不妨借用伽达默尔对20世纪哲学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认知范式的区别来做个比较。伽氏在对比两者时，总结出后者的三种幼稚。其一，立场的幼稚，表现为，与语言学转向后、认为语言借主体言说的观点不同，古典哲学家如黑格尔还认为，主体能有纯粹认知，能进行绝对断言，因为这个主体是超越历史、时间和语言的绝对主体。其二，反思的幼稚，即与当代哲学对理解活动的历史性认识相比，黑格尔们还认为，理解的源头是主体和主体的自主性，因此又回到第一个幼稚，即认为主体完全能把握自己的话语或文本。其三，概念的幼稚，即认为哲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不一样，前者是透明的、揭示真理的语言，而后者则借助隐喻等修辞手法进行交流。 相对上述前两种幼稚，当代哲学则清醒地认识到自我与文本是各自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作者在文本中总会留有由于历史局限而不自觉的部分，读者总可通过对这种历史性的认识而找到不同于作者意图的弦外之音，而得以对文本续写，但读者本身又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所读解出来的意义又成为后代读者的文本。所以现代文论的重点在于接受和阅读。实际上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就是最终把整个人类历史变成了一门“普通阐释学”，一种宏观的文本批判。这的确是克服了黑格尔式的幼稚的彻底老到。相对第三种幼稚，20世纪哲学则认识到哲学语言同样是隐喻和修辞性质的。伽达默尔认为对以上三种幼稚的克服是20世纪哲学走入“现代性”的标志。(de Man：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