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吗

——对季广茂教授《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的学术批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惠生,汕头教育学院中文系   郑惠生,汕头教育学院副教授。广东 汕头 515041

原文出处: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尽管《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中也有一些正确的说法,但从总的情况看,却存在着诸多背离学理的地方——或以偏概全,或自相矛盾,或不符事实,或证据不足,或任性发挥,或随意指摘,或强词夺理。就其“不需要经典”的这一核心观点而言,在认识上是“假”的,而在价值上则是“负”的。对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典”,恰当且较为有益的做法是根据人类社会的变迁和文化进步的要求重新加以诠释,并在富于洞察力的诠释基础上区分出不同“文本”的价值差异,以此来决定增减。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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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225(2007)02-0001-007

      近些年来,颠覆经典不仅在中国文化娱乐圈愈演愈烈,而且在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流行起来。对此尤其是后者,笔者以为应该认真地对待。为避免讨论过于空泛,本文拟对季广茂教授发表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的《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1](以下简称《戏谑》)进行学术批评,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一、“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的“大为改观”使我们可以“不需要经典”?

      尽管《戏谑》涉及面很宽,也有许多分论点,但纵观全文,可知其最重要的结论为,“这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在季广茂教授看来,其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均已大为改观……这是媒介化和视觉化的时代,是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动漫作品、流行歌曲的时代”(第33段)。的确,今天的“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已不同于往昔,它不可能不对经典的接受造成极大的影响,但要由此而说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经典”,却是非常之不妥的。

      首先,从事实层面看,阅读经典仍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如若不然,就无法解释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许多经典名著为什么至今还是畅销书,更无法解释季广茂教授何以要说“对于出版商,经典意味着滚滚的财源”(第6段)。当然,季广茂教授可能会说,人们读经典并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被“强制”的——就像《戏谑》“摘要”所讲:“经典意味着阅读的强制。”诚然,要分辨出众多的读者读经典是源于内心的需要还是被外力所强制,并不那么容易。不过,从发自内心需要的行为易于产生愉悦感而违背个人意愿的行为易于产生不悦感的角度讲,则有一些个案能够证明经典阅读并非被强制,如叔本华就说:“没有别的事情能比阅读古人的名著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神上的乐趣,这样的书即使只读半小时,也会令人愉快、清醒、高尚、刚强,仿佛清澈的泉水沁人心脾。”[2] 在谈到华兹华斯的诗歌时,穆勒同样说道:“我仿佛从一种内在的快乐之源汲取了愉悦的想像的快感,这是所有人类都可能分享的……当我被这些诗所影响时,我即刻感到更充实、更愉快。”[3] 也有一些调查资料表明非常多的读者阅读经典确实是出于真正需要的——譬如,在302位大学生填答的“给你带来最大审美愉悦的两本书”中,有58%属于经典名著[4];又如,在397位高中生填答的“给你带来最大审美愉悦的书”中,有32%属于经典名著[5]。简言之,季广茂教授的所谓“不需要经典”,与客观事实不符。

      其次,从历史层面看,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前辈富于洞察力的解释并被证明是有较高保存价值的。换言之,经典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那一部分具有较高级价值的作品或著作。这一部分有多大?依叔本华所言:“运用各种语言撰写的浩繁书海中,大约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书才能作为真正具有永久价值的文献传诸后世。”[6] 照艾德勒与范多伦的估量:“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或万分之一的书籍……是作者的精心杰作,所谈论的也是人类永远感兴趣,又有特殊洞察力的主题。”[7] 若按埃斯卡皮的说法,则“在出版20年后,只有1%的作品变成‘经典著作’,被收入构成文学文化的传世之作的不朽书目之中”[8]。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同的“经典”数量的说法,那是因为“经典”标准的严格程度有差别,或正像《戏谑》所说的:“经典也有程度(‘公认度’)之分。”(第8段)进而言之,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并非每一部经典都堪称最优秀,但绝大部分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否则,我们就会对祖先的智力和动机产生这样的疑问:他们中的佼佼者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地把一些平庸之作说得天花乱坠并推荐给子孙后代?我们就难以解释人类的精神文化何以在发展过程中虽不无曲折与艰辛但总体上仍是向前迈进的原因。诚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使我们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选择路径,或正如《戏谑》所言,“不必全在‘经典’这棵树上吊死”(第25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已不需要“历经长时间考验”的经典,因为“新的经典作品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地下跑出来”[9]。从发展的维度讲,如同朗松所说:“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大多在他身上既装载着前几代的沉积,又作为当代各项运动的总汇:他身上有四分之三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的。”[10] 也正像纪德在论及“文学上的影响”时所说的那样:“害怕并逃避影响的人默默地承认了他们的心灵是多么贫乏。在他们身上发现不了任何新东西,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对发现的指引。他们之所以不在乎寻找亲族,我想正是因为他们预感到自己的亲姻关系不太妙。”[11] 拒绝经典就意味着放弃更高层次、更具价值的精神文化创造。

      再次,从经验层面看,诚如H·帕克所言:“不把艺术作品彼此加以比较,是不可能的……由于标准是作为日益增多的艺术经验的结果而起作用的,一度看起来美的东西到后来看起来就往往不美了。而且……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传留下来的美的事物,按其高下或等级加以排列。”[12] 也正如艾略特所指出的:“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仅仅受到大众欢迎,而实际上并没有包含任何新的内容,这样的作品的新颖性不久就会消失:这是因为后一代的读者宁愿读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而不愿读模仿它的作品,当二者都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时,尤其是如此。”[13] 与占大部分的非经典相比,占小部分的经典具有较丰富且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因而也更具有常读常新的启迪价值。这也是经典为何接受起来较为困难且重读率相对较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据调查显示,大学生认为70部经典名著“值得重读”的比例远高于“不值得重读”的[14];另据调查的结果,无论中学生[15] 还是小学生[16],在其读两遍以上的书中,经典名著量大于流行通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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