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回顾总结新时期近30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的确意义特殊。因为，我们是从新世纪的独特视角审视既往的历史。我们总的认识是新时期近30年来，我国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愈来愈加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但困难与问题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奋斗。 一 说到新时期，就有一个新时期的起点问题，学术界有 1976年、1977年与1978年三种说法。我们基本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起点之说。前几说尽管都有其理由，但我们认为新时期的最根本标志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确立。所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会记得十年“文革”中人们思想的禁锢，真是“噤若寒蝉”，普遍存在一种不敢越雷池一步，害怕动辄得咎的心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真的犹如一声春雷，好似耀眼的闪电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打开了人们的思想。这才真正开始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文艺学领域的改革创新。我们认为确定这样一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指导主线，而今后的发展也仍然需要坚持这样一条主线。这应该是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最重要经验之一。 如果将新时期从1978年算起，那么，其文论的发展历史大体可以分为突破、发展与建构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6年，是对于旧的受到“左”的僵化思潮严重影响的文艺学理论体系突破的阶段；第二阶段从 1987年到1996年，是我国文艺学全面发展阶段，各种新说纷纷涌现，层出不穷；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是我国文艺学逐步走上独立的理论建构时期，但这只是开始，未来的路仍然很长。当然，这三个阶段又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有交叉重叠。确定这三个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划分，而且反映了一种理论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我国当代文艺学必然地应该走上独立建构之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艺学自身的要求。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全球化逐渐逼近的情况下，没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艺学理论建构，那是无法面对历史，更是难以适应社会现实与文艺现实的需要的。这恰是我们广大文艺学理论工作者历史责任之所在。 我国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是在古今中西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中进行的，但主要面对的是中西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问题。古今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尽管在新时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让位于中西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并渗透其中。诚如钱中文所说：“我国文学理论在反思中，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求变、求新的过程中，每个阶段自己都深受外国文论的影响。”①这其实是“五四”之后中西文化“体用之争”的继续。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发展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语境，因为新时期我国不仅有固有的古代文论，而且还有历经100多年历史的十分丰富的中国现代文论，特别是现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实际上是在我国现代文论的基础上来发展建设新时期文论的，也是在此基础上面对西方文论。但由于历经十年“文革”甚至更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也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美学与文论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中西方文论的影响显得特别巨大深刻。其过程与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之突破、发展与建构的历程相应历经了传播、吸收与对话的历程。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大量传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全面吸收与此后逐步走向相对冷静的对话。在新时期近30年中西文论的碰撞、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一系列十分尖锐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就其大者言有这样四个方面。首先是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性质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西方文论的资本主义性质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却涉及到这样的文论到底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对其应该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国长期以来对于西方文论，特别是对于西方现代文论因其属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总体上是否定的。新时期近30年来，我们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西方文论的定性和态度上我们相继做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将政治哲学立场与美学文学理论价值加以必要的同时又带有某种相对性的区分，得出政治哲学立场错误唯心，而其美学文学理论仍可能有其价值的看法。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与德国古典美学的康德、黑格尔都是这样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还比较好统一，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于这些西方古代哲学家与美学家大都有肯定性的意见。而对于西方现代文论，因其产生于帝国主义时期，作为这个时期的意识文化形态，从传统理论的视角看那就必然是腐朽的、没落的与反动的，因而是必须否定的。这里，仍然有一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不仅应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经过调整后还具有发展活力的现实，而且还要敢于承认其经济与科技的先进性，并进一步承认其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文化形态在相对的意义上也有其一定的先进性。这是因为，一定的文化形态都是一定社会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比我们先进，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建设，大体历经了现代化的全过程，那就必然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有其文化的与艺术的思考与反映。也许，这种思考与反映是扭曲的，但其毕竟是进行了反映，也就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后发展国家有其极为重要的参照价值。刘放桐在评价与西方现代文论较为接近的西方现代哲学时指出：“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也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②。朱立元在评价西方现代美学时也指出，“把西方现代美学放在整个现代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总背景上审视，从人类历史与文化进步的总趋向来衡量，那么，应当承认现代西方美学‘离经叛道’的反传统倾向，它的许多别出心裁的新花样，它的‘百家争鸣’，频繁更替，并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堕落’与‘倒退’，而恰恰应该看成是对传统美学的超越与推进，是美学学科的巨大历史进步”。③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全面地分析了西方现代文论先进性与没落性、创新性与荒谬性共在的基本特征，而从总体上适当肯定其当代价值。在对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评价上也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过程。因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而且它们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有许多新的发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西马是不是马”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初中期，我们认为凡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著只要有一点不一致之处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属于应该批判的范围。但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西马”，肯定了它作为“左翼激进主义美学”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与结合新时代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发展与补充，从而将“西马”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吸收到我国当代文论建设之中，例如“西马”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化批判理论等等。诚如冯宪光所说：“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一定联系的，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左翼激进主义美学”④。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西方现代文论与我国社会现实的“时空错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论是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事实上在我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生活文化状况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前现代生活文化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引进西方后现代理论，特别是“解构”的后现代理论，作为还在“建构”中的我国，这难道不是一种与实际的脱离与“奢侈”吗？我们觉得这样的发问是有其现实根据的。我们的确应该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与语境来借鉴和引进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文论。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后现代文论对于我国没有现实的意义。事实上，西方后现代文论本身是比较复杂的，既有解构的后现代，也有建构的后现代。如果后现代之“后”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全面的摧毁与解构，那当然是不恰当的。但是西方后现代文论之“后”也有一种是通过对于现代性之反思超越走向建构之意，特别包含对于现代性中不恰当的唯科技主义、唯经济主义与工具理性的一种反思超越，通过对于这种具有绝对性的形式“结构”进行“解构”走向建构一种新的具有“共生”内涵的理论形态。这其实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弊端的一种反思，对于通过张扬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克服这种弊端的探索。这样的具有“建构”内涵的“后现代”对于我国是有着借鉴的价值的。诚如美国当代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的话，中国实际上也是‘后现代化’了”⑤。何况，我国新时期近30年在经济社会上不仅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而且此后出现了社会矛盾加剧、环境资源压力增强、精神疾患发展与大众文化勃兴等后现代现象。这就是我国目前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缘由，其实也是一种由现代工业文明到后现代经济、社会与生态综合文明的转型。面对新时期发生的以上两个社会转型，大家对于前一个转型在思想认识上较为统一，但对后一个转型却思想准备不足，认识并不统一。但事实上这后一种社会转型却是当前的重要社会现实。正是从这样的现实出发，我们认为只要不照搬西方后现代文论，而是将其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种理论形态来加以借鉴，就是有其特殊价值的。由此可见，解决“时空错位”的重要途径就是一切的借鉴引进都应从中国的现实与语境出发，而绝对不能脱离现实地照搬。在新时期近30年的文论建设中，与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同时发生了一个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论的问题，由此产生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著名的有关我国文论“失语”的讨论。主要是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当代文论患了严重的“失语症”， “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而解决的途径则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⑥。由此可见，我国新时期古今关系是在中西关系背景下发生的，是试图以此对中西关系进行某种消解。当然，这种“失语症”的提出有其文化本位的立场，也有其关注民族文论的价值。但显然，“失语”的提法是没有顾及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现实的。因为我国新时期的文论建设不是以古代文论为其出发点，而是以现代文论为其出发点的，新时期对于西方文论的引进是在现代文论基础之上的引进与融合。当代文论建设中的确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这只是一个过程，是发展中的某种现象，不能提到“失语”的高度认识。而推倒现代文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是完全没有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与“失语症”的讨论相继，在我国文论界出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这是我国新时期与西方文论的引进相伴的对于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民族性的十分有价值的学术探讨。有论者认为，古今文论是“宿命的对立”，根本无法转换。有的论者则试图进行中国古代文论整体范畴的现代转换。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偏颇之处。所谓古今文论“宿命的对立”其实质是完全否定了人类文化所具有的某种共通性和历史继承性。而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整体转换”也完全没有正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整体上对于古代文化的超越，而倒退到过去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我们并不否认某些古代文论范畴局部转化的可能性，例如王国维对“境界说”的运用，我国当代学者对“意境说”的改造，海外华人学者对“感通说”的发展等等。但我们认为，当代文论建设中民族传统的现代转换并不能完全局限于范畴的转换，而主要是对蕴涵在古代文论之中的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的现代转换。特别是中国古代相异于西方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言外之意”的艺术精神，都是特别具有当代价值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值得我们特别加以重视。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以“天人之际”与“中和论”为其哲学基础的中国古代文论对以“主客二分”为其特征的现代文论难以融入的话，那么在当前以消解“主客二分”为其特征的“后现代”文论的语境下则会有更多的实现现代转换的可能。海德格尔对道家思想的借鉴与德里达对汉字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作用的推崇，以及其他的有关事例，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2000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大和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现实，许多国外的文化产品将会并已经作为商品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我国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着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校和文艺研究机构开始研究全球化语境中我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这其实还是一个中西文论的关系问题，只是这种关系出现了新的语境和背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文论的全球化也是必然趋势。而我们则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不应导致文化的全球化，而应倡导文化的多元共存，我国当代文论建设应走自己的有中国特色之路。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必然加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西方文论对我国的传入和影响也必然加速。而对西方某些人来说，与其“欧洲中心主义”相伴也必然地依仗着他们的经济与科技强势有着文化渗透的意图。在这里关键是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因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与文论加速交流的新的形势，因势利导促进中西文论交流，加速我国文论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进一步增强民族的文化自觉，加速我国当代文论民族化的进程，在现有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风格的当代文论话语和文论精神。事实证明，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根，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曾经有人说民族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与共同生活的标志。这是将民族的概念拓展的太宽泛了，其实民族的最核心内涵应该是以共同文化为其标志，凡是认同中华文化的人们都是中华民族之一员。因此，文化建设直接涉及到未来世纪中华民族的兴衰，关系重大。而文论建设属于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之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成为我们当代中国文论工作者的历史的与民族的责任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