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20世纪文学批评的六大趋势时，韦勒克虽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揭示文学作品的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含义的一种方法时最能显示出它的优点”，但他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成见，认为即使像梅林和普列汉诺夫那样都“承认艺术的独立性”的批评家，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当作一门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客观科学，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解决美学问题和替作家规定写作题材和文体的学说”。[1]328-330确实，与现代文学批评执著于阐发文本的审美价值不同，马克思主义批评更关注的是文学艺术作品审美取向的社会意义及其思想内涵，坚持在阐释文本的同时探究文本生产的社会机制和历史语境，追问文本的创作与接受实际上受制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又与怎样的文化运作模式相关联。在韦勒克看来，尽管这些与现代文学批评审美旨趣相异的做法也能帮助人们理解文学作品，但是如此操作的批评终究只是一种关于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2]73所以他断言，从事“外部研究”的批评“显然绝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2]155，文学批评被界定为一种审美的文本阐释活动。如此界说文学批评，反映了现代文学理论在文学研究上的基本定位，其不仅对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还通过教材的编撰和大学的文学理论教育，使审美论的文学观成为人们理解文学的一种知识乃至常识。文学研究于是有了“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有了判断一个文本是否具有“文学性”的标准。文学批评也因此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操作方式：在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时，批评必须在审美性/思想性、艺术/政治、自律/他律等等“据说”是处于矛盾甚至是对立的两项中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在这样的文学理论知识语境中去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中国形态的特点与性质，不要说其文本阐释的文学价值往往会遭到质疑，就连马克思主义批评自身的文学身份是否合法、可信，都似乎成了问题。 倘若上述看法只是表达了韦勒克们的认识，倒可以说情有可原，不足为虑，因为他们原本就声明自己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持有不同的文学观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表示认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人也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提出要用“内部研究”来弥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足。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所有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我们承认了文学理论存在着“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别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划分实质上是以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和现代批评的问题意识为依据的；而马克思主义批评却是建立在与之不同的文学观念和理论知识之上的，二者并不具有同质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评之所以否认文学研究存在着“内/外”之别而坚持所谓的“外部研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原本就是一种有别于现代文学理论的、自成系统的文学研究范式。它的阐释活动是由自己的而非一般的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所规定的。 多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解为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方法去解决各种文学问题的阐释活动；却忽略了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规定性首先取决于它的文学观念、问题意识和由此形成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由于批评方法与别人的不同，更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阐释其他文学理论所建构的研究对象和提出的文学问题。正如贝尼特所说，澄清这些关系的意义在于，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质只是体现在方法上而和问题意识、研究对象无关，那么，“这样做的代价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只是在方法层面上与资产阶级批评有所区别(用不同的分析原则处理同一类问题)，而在批评对象的理论构形这一关键层面上却丝毫没有区别”，其结果只能让这种马克思主义批评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部分”。[3]206或者用马尔赫恩的话说：“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作出的判断到头来是前面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下断语的幽灵，那将是令人愕然的。”[3]206贝尼特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对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讲可谓至关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如果把方法从理论体系中剥离出来，无视理论知识系统对批评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势必会混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以致淡化、模糊甚至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点和特质。贝尼特指责这种马克思主义批评其实最缺乏马克思主义，绝非耸人听闻之论。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问题域”(problematic)①中去寻找答案的话题。自从阿尔都塞提出只有把握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才能对他的思想理论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见之后，探讨马克思的问题域便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势必涉及的论题。从众多学者的研究来看，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是“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似乎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例如，吉登斯通过比较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与涂尔干和韦伯的区别，认为马克思的特点就在于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性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吉登斯说：“尽管《资本论》所涉及的大多是经济分析，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的首要兴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也就是说，《资本论》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基础的动力，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法则’。”[4]54伊格尔顿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特别注意资本主义的矛盾：它无法自禁地同时生产财富和贫困，二者互为物质条件。这反过来使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问题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立场。”[5]108美国学者劳洛则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分析，才是马克思的真正遗产和他的研究工作的旨趣所在。”[6]628诸如此类的说法给人们呈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域：马克思是以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作为他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的，这使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有了远比其他思想家更为深刻的内容。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的现代性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7]393；认为只有经过这个历史阶段，人类和社会才能走出愚昧落后，才有可能获得巨大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资本”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其具有不可避免的背反性，指出“资本”现代性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8]37。马克思正是通过在上述问题域中展开的理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批评阐释文学问题构筑了一个与现代文学理论全然不同的知识基础和研讨语境，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问题意识就是在这个知识基础上生成的。而批判“资本”现代性的语境，则给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话语赋予了与社会历史相关的、也是现代批评的审美话语所没有的深层语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