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2-0138-10 近年来，将“全球化”这一话题与各种学术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已经成了学术领域里一股并不那么新鲜的风气。必须承认，不同文化传统和理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确实呈现出日益频繁的趋势，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迫切需要面对中国语境的现实，从实际出发提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构想。如果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只是简单地输入西方的理论，或者仅仅停留在一些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论题上，而不对当下的现实(尤其是人们热衷于谈论的“媒介现实”以及中国本土的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考察和研究，实际上无助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和发展。简言之，在我看来，学术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对各种问题出现的“语境”进行深入切实的考察，在具有说服力的现实依据与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在塌实研究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否则，便可能坠入浮泛和空洞之中，缺少启发性和学术洞见，也缺乏理论上的建设性。 坦率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浮泛和空洞的学术风气虽然不能说普遍，却也不时可以看见；尤其是在个别还算有点名气的学者那里，我们偶尔也会发现学术研究的浮躁风气。金惠敏先生的近著《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可以算作是一个比较令人瞩目的个案。这本书的篇幅并不算大(印刷字数15万，去掉不太相关的两个“外篇”和附录，余下的大概不到10万字)，却谈论了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学术的“宏大主题”，但是，细读之后会发现，如果不算其中大量的引文，作者自己的论述文字便所剩无几。全书的论述给人总体的感受是：理论观点在空中飘来飘去，爆发性的论点和惊人的断语不时突兀地呈现，加上不少有语法错误的西式语句，确实使人怀疑它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价值，它对我们的理论建设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启发性意义。 在核心论题方面，《媒介的后果》一书并没有运用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和实例正面告诉我们：第一，“文学”在中国真的“死亡”了吗？这种“死亡”在理论上与现实中的依据何在？“死亡”的原因、表征和特点有哪些？第二，“媒介”(无论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现实中有着怎样的塑造作用？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它对生活、文化与文学到底具有怎样的“后果”？第三，所谓的“全球化”，在中国本土的语境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全球化”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中到底有哪些表征？这些表征与国外的“全球化”到底有着怎样复杂的互动关系？ 以下，我将集中评析《媒介的后果》所断言的“文学死亡”、全书的核心论点以及作者的学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媒介的后果》(以下简称《后果》)这一标题试图揭示的是：当代各种传播媒介(其实书中只列举了“电信”和“图像”)的扩张对文学的挤压，以及在这种挤压之下文学的危机和死亡。这样，“文学”与“媒介”，就构成了这本书上、中、下三篇的两个关键词。 让我们先看作者所断言的“文学死亡”。《后果》在论述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时，首先为我们断言了一个“文学死亡”的前提和语境，然后又断言媒介对“我们”和“文学”无情地进行了“帝国化”和“殖民化”，其后果是“趋零距离”、“图像增殖”和“球域化”(作者生造的一个词语)。但是，通读全书，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以事实和文献来具体论证媒介及其“后果”在中国、“全球”如何导致了“文学的终结”或“文学的死亡”，倒是作者在开篇伊始就已经断然作了结论说：“文学理论早已是穷途末路”，原因是“在中国‘文学理论’之死在于它丧失了对文学的阐释能力，以文学的立场批评现实的能力，以及接通‘世界文学’的能力”；紧接着，作者未作任何论证和阐释，又断然说：“因此，在中国确定的事实就不是文学理论的死亡，而是文学理论家的死亡……”，于是喊道：“现在该是发起一场文学理论救亡运动的时候了！”作者自称，他的目的在于“恢复文学理论家与当代现实的对话能力，重新点燃我们的现实激情，在对新现象的新阐释中找回我们作为理论家的自信”，而其“主旨则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与现实的对话”(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在短短几百个字中，作者连续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的状况作出了几个绝对性的判断，但却没有对任何证据与事实进行学理分析。在整部书中，作者只字没有提及古往今来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状况，更没有提及任何作家和文学作品。那么，我们想知道，作者对当今中国文学界的状况有多少了解和认识？作者是否阅读过当今中国从表现“主旋律”到“新写实”、“身体写作”等方面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作者又凭借什么对当今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作出如此绝对的论断？当我们还在惊异之时，作者又在“小引”中马上断言：“当今中国文论领域如果不是气象万千的话，那也可以说较之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要丰富和有活力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为有源头活水来’，国内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异常活跃，理论和理论家的越界旅行司空见惯……”(第2页)终于，我们看到了，作者道出了这“源头活水”竟是那位“频频访问中国”的“米勒老人”、“可怜的米勒老人”，以及作者本人这位不断进行着“越界旅行”的“理论家”。原来，作者是根据一个“在中国要比在美国名气更大”的美国人发表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既断定了中国文学理论和理论家之死，又断定了中国文学理论气象万千，而且还进一步断定了中国文学的“当前危机”和死亡，即媒介对文学(乃至对整个现实世界)的殖民和帝国化，并且把自己当作了拯救中国文学理论的“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第2页)，进而要创造的将是有“越来越多的共通的文学理论问题”的“世界文论”(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