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6-0120-11 如果我们依照哲学人类学的观点，把人视为瑞士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普特曼(Adolf Portmann)所说的自然的“早产儿”，(47)那么这种在出生后无法在自然中独立生存的状态便决定了人对他人的依赖关系，即他的“必然的社会属性”，(Jaeggi：17)也就决定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人的交往的基本关系。在德国哲学人类学家盖伦(Arnold Gehlen)看来，这种决定了人作为“缺陷生物”(20)的自然条件，同时也决定了人“面对世界的开放性”，即通过“自己的行为将他的生存的缺陷条件改变成为维系生命的机会”，(36)也就是说通过对缺陷的改造生成对自然的弥补。盖伦的这种看法并非全新，早在1772年，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就在他的《论语言的起源》中对这一点做了现代人类学意义上的论述。在他看来，与动物相比，人是“自然的最孤寂的孤儿”，(29)他的感官远不如动物敏锐，却因此获得了“自由的特权，因为他的感官不是针对一个点，而是世界的更为广泛的感官”。(31)正是这种天生的无助使人类成了一个团体，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以及对孩子的教育便是为了逐步排除这种自然缺陷，孩子的学习也是为了这一目的。(134)在哲学人类学看来，这种弥补过程便生成了被我们理解为文化的一系列象征体系。 哲学人类学出于对人的抽象理解，把这种进程笼统地视为一种必然。而历史人类学则把人放在历史之中观察，从而考察文化体系在历史中的变迁及其对人的塑造。在这样的视角中，人的交往关系便处在一种变化中的以身体、想象、媒介为基础的复杂关系之中。在身体在场的近距离交往模式中，声音、体姿、语言等等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文学形式是基于口头性的，如童话、传说、诗歌、戏剧等。而身体不在场的远程交往方式则依赖于技术媒介。在游牧社会向定居的农耕社会的转型中，随着居住地的建立对自然的空间化以及储存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文字的产生，文字的发明在时间上则使得身体记忆向文字记忆转换，超越代际的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在空间上为脱离身体的面对面的交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生成了规范秩序。 对秩序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进一步强化，则来自于对人际交往产生革命性影响的现代印刷术的发明。由此开始的五百多年的印刷文化时代被加拿大媒体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称为“古登堡星系”，这也是他发表于1962年论著的标题，他写道：“书本印刷倾向于将语言从感知的一种手段改变成为一种可携带的商品。”(161)“书本印刷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存在或者原材料，就像棉花或木材或收音机；如同任何一种原材料一样，它不仅塑造着个人的感官关系，而且也塑造着共同体相互影响的模式。”(164)机械复制技术生成的书本文化带来了知识秩序的转换整合，此前分散在身体记忆与手书记载之中的经验与知识在印刷书本中找到了有序搜集组合传播的载体。如果说手书文化中还存有身体的印记、个体的特点，那么在机械复制的印刷文化中，文字失去了与身体的关联。与此同时，印刷文字的秩序规范了语言文字的使用，如相同版本、字体、页码等等，同时也开启了广泛的文字化进程。(122f)在这个转型节点上，首次出现了与当今状况相似的多媒体并存的状况，一方面由于知识首次得到大规模机械复制传播，另一方面由于识字的人还很少，因此很多书本都配有插图，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儿童读物，它所迎合的正是这些受众及其口头交往模式所形成的感知方式。正如德国媒介学者温策尔(Horst Wenzel)所论述的那样，在这个转型期中，文字和图像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作为记忆媒介，保存着身体在场的交往生成的模式。(59ff)不仅如此，印刷文化的普及推动了近代阐释学的发展。1455年古登堡印刷出版的路德圣经翻译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随着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运动对历史意识的发现，以路德为代表的改革者提出了回归上帝之言本源的要求，将圣经理解为上帝的灵感，因此所要探究的是言语与文字的意义。这样也就越过了天主教会植根于口头文化对圣经解释的传统，打破了掌握文字的神职人员向不识字的教民解释圣经的垄断，以文本阐释的模式与之抗衡。文字化的进程中，以身体为媒介的经验与知识的交流受到以书本为媒介交流的挑战。不再需要通过神职人员的中介而直接阅读文本、聆听上帝的声音，使得源自于古德语“聆听”的“理性”概念获得了新意。通过阅读建构自己的信仰、借助文字将一系列标准写入自己的身体、审视自己的虔诚，这一点在虔诚主义影响下的感伤主义文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从这种转折点的关联来看，介于身体主导和印刷文字主导之间的文学形式，一是戏剧，二是书信小说。这样在启蒙运动初期的文学中，具有述行性质的戏剧占主导地位，也就不难理解。对于感伤主义文学的发展，莱辛的怜悯诗学指导下的市民悲剧起了重要作用。建立在怜悯基础上的是效果美学，在他看来，“怜悯的人是最好的人”。(163)在他的戏剧《萨拉·萨姆逊小姐》和《艾米利亚·加洛蒂》中哭泣成为建构文学共同体的交往关联，因为哭泣具有净化心灵的功能。在他的美德方案中受感动的流泪服务于善，并通过这种交往建构超越等级界限的生活模式。这种超越等级的构想也表现在仆人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与仆人的友善关系一方面演示超越等级的社会构想，同时也表现出他在交往关系中的媒介功能。仆人不仅是信件/信息的传递者，正如温策尔所分析的那样，而且同时也是信息的阐释者，起着弥补主人身体缺席的作用，当然这种双重身份也为他提供了依照自己的判断操控信息的可能。(Wenzel：136ff) 而由于其身体在场的述行特点的减弱，书信体小说更突出地表现出交往条件的改变与媒介格局移位的症状。书信体小说一方面以对写信者与收信人的模拟为前提，而同时又指涉着收信人的不在场。原本在书信中起着弥补身体缺席作用的想象，在虚构的小说中进一步强化。而依赖于个体阅读的小说将书信呈现给读者，使读者成为虚构书信的真正读者，如此，小说在个体空间与公众性的交织中，游离于指涉现实的符号体系之外，生成了一个文学交往社会。对此，拉洛施(Sophie von La Roche)发表于1771年的感伤道德小说《施特恩海姆小姐的故事》在以下几个点上都与历史语境紧密相关。首先，这部小说被看作是德语文学中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小说。虽然大多文学作品是由男性作家创作，而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繁重家务劳动的外移，没有进入职场权利的女性获得的是时间，这使她们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要接受者。小说的主人公是女性，讲述的是自己的心灵历程的故事。按照等级制的门当户对被嫁到宫廷的主人公索菲坚持的是市民的价值观，读书、写作、寻找友谊是她的主要活动。第二，小说采用的形式是书信体，这一方面模仿书信找回身体在场的交往，同时也通过收信人这一虚构的交流对象为读者提供了认同的可能。主人公索菲通过剥葱头般的对自己的道德审视而建构的内心世界以书信的方式展现给她的女友，进而传递给正在形成的市民修养阶层的读者，如此通过文学媒介建构起市民社会需要的美德体系。正如美国日耳曼学者贝克-坎塔里诺(Barbara Becker-Cantarino)在她的题为《我对书本的爱——论作为职业作家的索菲·拉洛施》的论著中所言：“她的故事的生命力在于基督教的受难之路与对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的追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于父权社会与女性主体间的紧张关系。”(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