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反思的理论 2003年，大名鼎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一书①，宣告“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极大地刺激了当代人文学者的神经。我们知道，伊格尔顿首先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但是他所说的理论或者文化理论并不囿于文学，而是指示着一种从有界的文学向无边的文化的推进。伊格尔顿1983年推出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已强烈地表露出以文化研究代替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意图②。这种代替有着明确的政治考量，此书结论部分的标题是“政治批评”（以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为代表），但这不是另一种批评方法或文学理论，而是指出文学理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文学理论不应该假定自己为“技术的”、“自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的”真理原则，而应该在承认自身政治性的前提下寻求变革的可能性③。变革的动力是理论的反思，伊格尔顿明确指出，人文学科批判性的自我反省，便是我们所知的理论④。对此批判性的反思，霍克海姆曾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区分予以强调：传统理论倾向于把事物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批判理论则将所谓社会的合理状态视为现存的苦难的结果。他相当严厉地宣称：“思想上的顺从主义和坚持思想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固定行业、一个自我封闭的王国的观点，都背叛了思想的本质。”⑤虽然60年代以后的理论家对法兰克福学派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种以反思为本位的理论精神却未遭摒弃。乔纳森·卡勒据此对“理论”做出如下总结：“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理论是分析和推测，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写作，或意义，或主体的东西中包含了什么”；“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⑥关于思维的思维，是将反思推向极致；对文学这类创造意义的范畴进行质疑，则是把破除文学那种自在自为的幻象作为新的文学研究的起点——用伊格尔顿那戏剧性的表述就是：只有文学的死亡能使文学得救⑦。 伊格尔顿像福柯等人一样确信，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预设，我们会连辨识什么是艺术作品都会出现问题，因此理论对“后设问题”或者说“元问题”(meta-questions)的探究是完全正当的⑧。他甚至不那么严格地区分了“评论家”和“理论家”：前者讨论类似某物象征某物之类的问题，后者则探究“一种事物究竟是透过怎样的神秘过程而可以代表另一种事物”⑨；前者力求对艺术作品的高下做出判断，后者则想知道我们进行此类判断的依据。这不是要取消评论，只是“不愿意将所有偶然出现的预设都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它要尽可能地对我们所有自然而然的假设进行检验”；相比之下，“非理论家出奇地缺少好奇心”⑩。伊格尔顿指出，文化理论的两大成就是不容抹杀的：其一，它使我们不再认为诠释艺术作品只能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其二，它成功地说服我们，在艺术作品的产生过程中，除了作者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事物牵涉其中，或者说，艺术作品具有一种“无意识”，无法被它的生产者控制(11)。这两点无疑极大地拓宽了文学批评的空间。 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逐条驳斥了对理论的种种指责。有人认为，文学理论应该主要为艺术阐释服务，伊格尔顿认为这只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假设，“文化理论的各个流派没有一个是仅仅只能谈论艺术而已，或是诞生自对艺术的谈论。”(12)何况，有些理论远比理论所试图阐释的艺术作品还要来得令人兴奋，如弗洛伊德的著作较之于一部普通水准的心理小说。不少人指责理论家醉心于概念操作，未能对文本进行细腻的解读；伊格尔顿则宣称大多数主要的理论家和非理论评论者一样细腻（而且有文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3)。还有一种意见是理论的批评设置了一张横在作品之前的教条的厚网，一方面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另一方面则是千篇一律，抹杀了作品的独特性、差异性。伊格尔顿对此反唇相讥：过去的“审美批评”很少论及社会历史方面的内容，岂非片面？它们将那些“令人作呕的词汇”，如“格外精致”、“极为强韧”、“十分写实”、“庄严优雅”之类，加诸于每一部作品之上，岂非雷同？只要是文学批评就会存在片面或模式化的风险，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理论批评独有的弊端。这些辩驳应该说都有理有据。 简言之，假如文学本身即是对世界的反思的话，那么对这一反思的反思即是理论的使命。正如戴维·洛奇所说，“作为一种批判性阅读的方法，理论最多是在第二次移动中作了文学对生活所做的事情。”(14)我赞同伊格尔顿的论断：我们永远无法处于“理论之后”，因为若没有理论，就不会有反思的人类生活(15)。伊格尔顿和卡勒等人孜孜不倦地向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推荐这种反思，在他们看来，理论反思的能力本应成为文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这意味着理论理应成为大学文学研究专业的基础科目，正如当年新批评派将作品细读作为文学专业的基本科目一样。戴维·洛奇承认：就理论“在世界各地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里所确立的新的正统地位”而言，理论是获得了胜利，虽然它仍在“以一种不稳定的缓和状态与传统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文本编辑方法共存，但毫无疑问，在学术影响和声誉上，在获得赞助方面，理论都占了上风”(16)。不过，戴维·洛奇虽然承认理论的胜利，但他并不认同伊格尔顿对这一胜利的解释。洛奇指出，虽然“理论”通常用来指受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论述人文学科的学术话语，但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并非如伊格尔顿所说是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实际上，在英美新批评的代表如I.A.瑞恰慈、W.K.维姆萨特等人的著述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文学理论。令洛奇不满的是，英美批评家曾以开放的心胸“热烈欢迎欧洲的结构主义”，认为后者“能使他们共同地追求一种新的活力和严谨”，不知怎么竟会被漫画为“保守主义批评家”，被认为是迷信“只有一种正确的阐释艺术作品的方法”。事实上他们并不怀疑理论家有细读的本领，只是怀疑他们的细读是否能完全不受可检验的和似乎合理的传统标准的束缚(17)。洛奇的这番抱怨颇引人同情。虽然我们不确定英美新批评是否都能像洛奇那样对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欧陆理论持开放态度(18)，但如果理论的倡导者简单地将自己确立为反思的一方，而将对手妖魔化为前反思的、因循守旧、维持现状的，似乎不是公平的做法。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也并非只是新批评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以及马克思、弗洛伊德）被理论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理论被“解构”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使理论正式诞生(19)。如果今天的理论是一种反思的反思，那么它就一定会不断地树立非反思的靶子，不管后者是否也曾作为一种反思的努力，在理论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