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伊始，北京某高校的一位研究生选择“意境”为题撰写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相关的文献。在研读中他发现，尽管人们在“意境”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发表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但有关“意境”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为数很少的共识中，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意境’、‘境界’是中国美学的中心范畴”①。 这种共识是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才最终达成的。在时间上，我们可以把20世纪的“意境研究”大致划分为理论建构和历史建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开端，经由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中国现代美学家持续的深化和推进，“意境”作为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得以确立，并在文学和艺术批评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②。但是要使“意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仅仅依赖理论的建构仍然是不够的。于是我们看到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又有一批学者投身于“意境”理论的历史建构，他们努力地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为“意境”建构起一个自成起讫、系统完整的思想谱系。通过他们的工作，许多中国古代著名的文艺思想家，许多中国古代重要的美学和诗学理论，都被吸收、容纳和安置在“意境说”的历史谱系之中。这种历史建构与王国维等人的理论建构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如果在中国美学和诗学史上找不到内在的历史依据，那么所谓“意境”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的命题，就如同一座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所以我们发现，在蓝华增、刘九洲、林衡勋、古风、薛富兴、夏昭炎等人关于“意境”的专著中，都会将相当可观的篇幅留给所谓“中国意境范畴史”的讨论。 本文将集中讨论“意境说”的几种历史建构方式，并将尝试证明，这些建构都只不过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所谓“学说的神话”(mythology of doctrines)是当代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提出的一个概念。斯金纳指出，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常常陷入一种“两难之境”(dilemma)。其原因是，在研究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借助某些思想模式和先入之见来组织和调整我们的感知和思考，它们自身构成了我们思考和感知对象的决定性因素”③，“这样在我们试图扩展自己的历史理解的过程中，一个持久的危险在于，我们对于某一位思想家的言行的预期，会使我们误以为这位思想家在做某些他没有甚至不可能做的事情，并把这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作为事实加以陈述和接受下来”④。斯金纳把这种情形称为“范式优先性”(priority of paradigms)，换言之，某种先验的理论范式使我们在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期待，即某一位思想家在某一思想主题上应该说些什么的期待。这种期待会诱使我们在他的思想中去寻找和发现那些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与这位思想家的著作实际表达的意义并不一致，于是思想史研究就成为了脱离自身历史语境，依据某一理论范式所进行的人为的、主观的建构，斯金纳把这种建构的结果称之为“学说的神话”。 斯金纳指出，“学说的神话”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之一是将某种思想观念“实体化”。它的建构过程是，事先确定某种思想观念的理想模型，然后根据这一理想模型在思想史中寻找材料和证据，以建构一个朝向这种理想模型不断接近的思想过程，这种理想模型同时也就成为了我们评价古代思想家的标准。“过去的思想家仅仅根据他们看来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我们的观念而受到褒奖或批评”⑤。这里所谓的“实体化”是指把思想观念描绘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内在生命的有机的实体。它像有机生命一样，具有自身萌芽、发展、壮大、成熟的自然的过程，通过这种描述，思想史研究中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建构的人为性便被巧妙地掩藏起来了。 从思想史的角度，让人们把“意境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来接受并非易事，如果我们仅仅依赖“境”、“境界”、“意境”这样一些术语，很难在中国古代美学和诗学史上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些概念最早进入中国诗学是在唐代，而在此之前，中国古代诗学已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先后迎来了先秦与魏晋南北朝的两次繁荣。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儒家就贡献了“诗言志”、“比兴”、“温柔敦厚”，道家也贡献了“自然”这样一些贯串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观念。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出现了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一批成熟的、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的理论著作。这两次繁荣，为中国古代诗学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塑造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品格，要抛开这一段历史，建构一个据称是中国诗学“中心范畴”的意境论，是很难取信于人的。 因此，“意境论”的历史建构就不可能采取一般观念史研究通常采用的方式，通过追溯“境”、“境界”、“意境”这些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的观念意义的流变，构建一个历史的知识谱系。而只能如斯金纳所说，采取一种“范式优先性”的方式，即依据某种预先确定的理论范式来决定历史的去取，来决定哪些历史思想可以进入“意境说”，哪些思想不能进入“意境说”，而“境”、“境界”、“意境”等观念并不构成这种选择的必要条件。对于意境史的建构来说，这个理论范式唾手可得，这就是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人建构的意境理论。 尽管篇幅不长，蓝华增的论文《古代诗论意境说源流刍议》却是试图在中国诗学史上为“意境说”建立一个贯穿始终的历史系统的最初尝试。在文章开头，蓝华增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写道：“一部诗的美学史，就是一部以意境说为审美理论核心的诗学史。”⑥他把中国古代意境说的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