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折而漫长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是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开辟了一条亘古未有的崭新的文学道路。而作为其理论上的表现，在文学革命中期即开始显露端倪。经过了苏俄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运动洗礼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已是共产党人），诸如郭沫若、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茅盾、冯雪峰、成仿吾等，在20年代初中期，或发表倾向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著述，或译介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理论。早在1923年，郭沫若就大声疾呼，“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1]， 其后又明确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2]。茅盾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 较为精要地评介了苏联的无产阶级艺术的基本状况。此期间，由于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现实，促使大批在彷徨中寻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投入到无阶级级革命斗争的洪流，加剧了本就震荡不已的文学革命阵营的进一步分化，并最终于1927年下半年以“革命文学”论争的方式，奏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宏伟序曲，1928年达到高潮，直至1930年3月“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这整个阶段， 我们可以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的萌芽、倡导期。 文学理论和创作始终是以辩证方式运动发展的。为了配合现实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出于一种带有明确革命目的、任务的文学动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以理论为突破口，大力宣扬、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且为之作出了区别于既往一切各色各类文学的界定、诠释。撇开那些带有个人意气、小集团观念之类的言辞不论，透过革命文学者的正面论述和对一些站在所谓“全民”艺术立场上的“公允”之论的批驳，可以清晰见出论争者的基本一致的无产阶级文学主张及其理论内涵。 一 某种文学及其理论的产生、发展，总是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观念相联系的。说到底，文学及其理论的历史，不过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这与艺术之为艺术的规律一样，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只是我们在考察这些渗入艺术的诸社会因素时，必须尽力去把握它们在何一程度上去实现与艺术范畴的有机融合。众所周知，进化论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支柱，白话文的兴起、人的文学的建设，无不浸透着其思想的乳汁。但代之而起的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基石，阶级性渗透到文学领域的各个重要方面。革命文学论者首次以阶级的观念来审视一切现存的和过去的文学，深刻地发掘出文学在思想内容上的诸种社会意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文学论者们在这一阶段的诸多理论主张，基本上是从社会阶级斗争学说移植到文学领域中来的，难免显得有些生硬，也表露出一些机械论的苗头和忽视艺术特殊性的倾向。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之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论者们的注意力大都放在对这一全新的文学的一般规定上，尚来不及进行深入的艺术思考。而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许多问题也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此阶段的阶级论文学观，其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文学性质上看，革命文学论者们认为文学属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一，确认了文学的阶级性。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和文学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对此进行了较为扼要的阐述。李初梨认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所以支配阶级的文学，总是为它自己的阶级宣传、组织。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总是欺瞒、麻醉。”他还明确地为革命文学作了如下定义：“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3]可见， 在革命文学论者们看来，文学是阶级意志的表现，文学的思想内容，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而各种文学，也就相应地有了各自的阶级归宿。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蒋光慈、钱杏村、冯乃超、彭康等，就是以这种阶级论的文学观点，将非无产阶级的文学分别划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之类，予以坚决摒弃。而对梁实秋等人所宣扬的超阶级的人性论的文学观，给予了狠狠地批判[4]。 尽管这种一切以阶级性为准绳来审视文学的观点有不完全之处，但它的确揭示了人类历史上的千古之秘——文学中的阶级性。而这一点，在阶级意识觉醒了的处在社会对抗性斗争中的文学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其在无产阶级文学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从文学的社会功能看，革命文学论者们强调的是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工具和宣传作用，亦即其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例如成仿吾说：“文艺决不能与社会的关系分离，也决不应止于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该积极地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5] 郭沫若指出：当一个“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的“留声机器”[6]。 李初梨说：“艺术是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7]谷荫也说：“一切的艺术， 脱不了将自己阶级的思想，感情及意欲具象地织入作品之中的一途，因此称它为宣传的艺术……”[8]可见，文学的政治功能在此得到了极度的强化， 弱化甚至掩盖了文学在其他方面的功能，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显然已毫无容身之地。同时，文学革命时期普泛的为社会为人生的功利观，在这时也发展为具有明确目的的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具体内涵。用郭沫若的话来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布尔乔亚阶级，乃至消灭阶级的；这点便是普洛列塔利亚文艺的精神。”[9]从此， 革命文学就带着这种强烈而鲜明的功利目的，步入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曲折的艺术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