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兼评国内高校文论教材的编写模式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有亮,黄沈俊,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王有亮(1962- ),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黄沈俊(1989- ),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文艺学研究生。

原文出处: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对“英美新批评”单质化与标签化的概括,有悖于它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得到说明:一是要区分英国新批评与美国新批评。二是新批评不是铁板一块,其不同成员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各有差异。三是新批评实践家的“文本细读法”并无统一步骤和程序。在借鉴英美文论教材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国内文论教材的编写模式,可以更为丰富多样、科学合理。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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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4)06-0028-05

       “新批评”,译自“The New Criticism”,指的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流派。它在20世纪20年代发端于英国,30年代形成于美国并在以后的二十年里面得到长足发展,50年代之后“新批评”盛极而衰。“新批评”诞生伊始,中外学者便对其进行了长期、持续的关注和研究。时至今日,“新批评”业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成为各种各样文论史教材、文学批评类中的“主要角色”。

       20世纪西方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界定明确的“新批评”流派。那些所谓“新批评家”的文学观、批评观各不相同甚至充满矛盾,他们无意形成一个共同流派,甚至不认同“新批评”这一称谓。学界之所以把这些批评家归为同类,是因为他们一致反对此前批评传统的四大趋向即印象主义批评、人文主义批评、自然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等。因此,“新批评”不是一个单质的实体,丰富性、复杂性甚至矛盾性,是其本来就有的品格。

       国内高校文论教材(包括“西方文论史”教材和“文学批评教程”类教材),一般在对“新批评”的大同小异的介绍中,[1]喜欢给它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诸如“形式主义文论派别”、“极端的文本中心主义”[2]92,124、“一种重视形式的批评”、“极度蔑视历史、文化、作者、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3]431、“特别注意对文本的细读”[4]13。这些概括和认定,虽有助于学生认识“新批评”的特性,但或多或少存在着简单化之嫌,需要我们深入反思。

       著名比较文学家、文学史家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不证自明的、本质主义的“新批评”,到底“哪些人物我们应该视之为新批评派”都需要认真探讨,以便“形成一个共识”。[5]259由此可见“新批评”的复杂性。

       为使“新批评”传播和研究不至于太过单质化与标签化,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考察“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首先,应区分并深入了解英国新批评与美国新批评。

       “新批评”是个简称,其完整称谓是“英美新批评”。美国新批评中的几个关键人物与英国新批评家艾略特等人虽然“有一种同源血亲关系”[6]21,但毕竟融入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审美传统,不可把二者完全画等号。

       先说英国新批评。艾略特(T.S.Eliot)作为“新批评”的理论先驱,其《传统与个人才能》着力强调“诚实的批评与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7]28的同时,还强调文学的“外部权威论”,将文学作品置于整个人类文化传统、文学传统中来考察;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主要提倡语义分析方法,他认为语词的意义固然与语词本身相关,同时与作者要表述的思想相连,还包含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于‘意义’的各种意义的分析,需要从研究思想、词和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开始。这些关系存在于掺杂着情感,充满外交辞令或其他干扰因素的思维性话语中”[8]8;燕卜逊(William Empson)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通过对诗歌、散文和戏剧的不同文本进行语义分析,将词语的意义分为含混程度渐次提高的七种类型,[9]他所谓的第六、第七种语义“含混”,均涉及社会历史背景和读者心理分析等;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在文学批评中延续了艾略特的整体意识和传统观念,同时也特别强调作品的道德价值,其《伟大的传统》主要从传统和道德角度对小说文本作了分析,而他创办的《细察》杂志,虽专注于文本本身,同时也“坚韧不拔地专注于英国文学研究的道德重要性以及英国文学研究与整个社会生活质量的相关性,至今还无人企及”[10]30。

       美国新批评是在英国新批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继承了艾略特的有机整体观,瑞恰兹的文本细读方法和语义分析方法等,但由于他们过分专注于文本分析,从而大大缩小了“新批评”的理论幅度,更加注重文本的自足性。美国批评家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作为“新批评”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其《诗歌:本体论札记》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本体论批评”的口号,而在其《文学批评公司》一文中,更是明确将道德、历史、作品内容的归纳和解释以及读者感受式的几种批评方法舍弃。之后新批评家的理论观点大都强调这一点: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精致的瓮》中,对诗歌文本结构进行了细致分析,而他面对其他学者对“新批评”形式主义的指责时,断然主张“文学批评是对于批评对象的描述和评价”,“形式主义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11]486,488。在他看来,研究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意图,只是在描述创作的过程,而非对作品本身的结构研究,而“详细描述阅读某一作品时的情感活动远远不等于为热心的读者剖析作品的本质与结构”[11]490。维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Jr.)和比尔兹利(Monroe C.Beardsley)的两篇文章《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更是从理论上将文本中心论绝对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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