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4-0090-05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的政治哲学研究正在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然而，虽然在美国政府及其智囊团中他的弟子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在政治哲学领域施特劳斯学派仍然是一个不被主流承认的异类存在，在一些政治哲学论著中，施特劳斯学派受到排挤甚至仇视。在一本英国人写的介绍20世纪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作者甚至花了四十多页去写被施特劳斯认为是“当代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的典型”的波普尔[1](P7)，却没有写施特劳斯本人。“我也不想涉及一些最有影响、最著名或最受欢迎的理论家。因为十分不幸，这种地位经常不只是来自思想的内在品质，而且还来自时尚”。作者没把他列入“贡献尚不足以收入本书”的“著名且受人赞赏的人物”，他明显暗示施特劳斯就是这样一个时尚政治哲学家。在文章的结语部分，作者以“历史终结了吗？”为标题，鲜明地批评了施特劳斯的弟子福山的论调。（注：《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7月版，第6-7页。“历史的终结”最早由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提出。参见Alexandre Kojève,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assembled by Raymond Queneau,ed.Allan Bloom,tr.James H.Nichols,J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其实，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也没把主流的政治哲学当回事，他们反而正是在否定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新的方向的。用施特劳斯的话说：“现代政治哲学于十六、十七世纪产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现代政治哲学是同苏格拉底所奠定的原则实行自觉决裂的结果。”[2](P1)在施特劳斯的研究视野中，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等占有崇高的地位；伊斯兰学者法拉比，犹太学者摩西·迈蒙尼德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开始发生断裂，但是霍布斯、斯宾诺莎以及卢梭、尼采、海德格尔仍是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家。而很多现代政治哲学家则根本被蔑视甚至不屑一顾，这可以清晰地体现在1952年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波西合编、以后他和弟子不断修改的《政治哲学史》中——这个文集性的教科书所选择的不少人物在其他研究政治哲学的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比如第一个他们选的竟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现代重要理论家则根本未曾出现——施特劳斯曾直接称韦伯为“弃儿”[3](P726)。在他的弟子中，这种与现代政治哲学断裂的倾向被继承下来，他们的研究除了集中在古希腊、罗马本来被称为“古典研究”的领域外，也大量涉猎《奥德赛》等文学作品与莎士比亚等作家，比较多地阐释了一些不在现代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文本。 本文并不想评论这场论争的是与非，而是强调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的独特性使它跨越了以前我们的政治哲学概念，有很多新鲜的因素从这种学科界限的突破中呈现出来，值得我们关注。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与文学产生的联系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首先，施特劳斯学派反对现代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分工，很多学者把视野从哲学和政治哲学扩展到了文学领域。在他们看来，现代政治哲学是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倒退和变形，现代人误解了古人对自然、历史和人性的观点，不断地走向相对化，不再思考美德、正义等永恒的价值，最终从所谓的价值中立走向了虚无主义的泥潭。这个学派中的人曾引用卢梭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古代的政治家不断地谈论风俗(mores)和德行；而我们的政治家只谈论商业和金钱。”[4](P194)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古典传统，对经典著作进行重读，恢复被现代人的狭隘视野所蒙蔽的人类的知性的丰富和敏锐。由于他们都是深谙西方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犹太教传统的优秀学者，施特劳斯学派开始的经典重读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在这群学者中，施特劳斯本人、他的弟子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古典学教授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以及斯坦利·罗森(Stanly Rosen)等是更多地在重读中涉及到了政治、哲学和文学的交叉地带。本文基本以这四个人的“文学研究”——虽然他们肯定不会承认这种现代科层的“合理化”过程（借用韦伯的术语）产生的认定——为主来展开介绍。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时代本来就属于各个学科都未能分化的时代，再加上柏拉图又使用了戏剧性的对话录的形式和生动智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长久以来人们就有把柏拉图的对话录当做文学来阅读的传统。他们四人都是柏拉图研究的资深学者：施特劳斯有《柏拉图〈法律篇〉的论辩和情节》、《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研究》、《论柏拉图的〈会饮篇〉》等重要论著，被称为以其“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史开启了一条阅读哲学史和理解我们的整个精神传统的新途径”[5](P261)；布鲁姆是《理想国》的最重要的英译本之一(The Republic of Plato,New York:Basic lnc.,1990)的译者，并有《柏拉图的〈伊安篇〉解》、《民主社会的政治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观点》等多篇重要论文；而伯纳德特早先在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跟着施特劳斯和希腊悲剧研究巨擘大卫·格林纳(David Grene)学习，曾详释过10部柏拉图的主要对话作品，并以其细致又注重整体的细读和阐释沟通了哲学与文学两个领域；罗森侧重于古今哲学的系统比较研究，在他视野广阔、角度独到的哲学研究中，柏拉图的哲学一直是研究基点和出发点，从他的书名和篇目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重检生活——阅读从柏拉图到康德的西方哲学》(The Examined Life:Readings from Western Philosophy from Plato to Kant,New York:Random House,2000)；《颠倒的柏拉图之谜》、《柏拉图〈斐德罗篇〉中的非爱者》、《爱欲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阐释》、《对尼采的“柏拉图主义”的评论》("Plato's Myth of the Reversed","The Nonlover in Plato's Phaedru's","The Role of Eros in Plato's Republic","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Plato","Remarks on Niezsche's'Platoism'")；《诗与哲学之争——古典思想研究》(The Quarre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Studies in Ancient Thought,New York:Routledge,1988)；《柏拉图〈斐莱布篇〉中的感性知觉问题》(The Problem of Sense Perception in Plato's Philebu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c1999)；《柏拉图的〈政治家篇〉——政治之网》(Plato's Statesman:the Web of Politic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c1995)，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柏拉图阐释在有着极强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背景和分析技巧的前提下，结合了对政治处境、时代环境、政治寓意和隐微写作（见后文）的内容，并且注意读解对话的文学性因素背后的政治含义、政治含义表述中的文学意味。他们十分熟悉古典修辞学，并把它扩充出了文本书面的范围，施特劳斯在名著《写作与迫害的艺术》(Persecution and Art of Writing,Glencoe,Illinois:Free Press of,1952)中详细论述了“隐微写作”(esoteric writing)和“外显写作”(exoteric writing)的概念，这与对柏拉图的对话录的戏剧性的写作方式的强调是分不开的，这是因为施特劳斯的思想中特别注重城邦与哲学家之间的关系（他写有《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Chicago:Rand Mc-Nally,1964)，他们把柏拉图及同代人的城邦当成了培养哲学家最好的场所，是真正的思想的发源地和温床，“这种偏爱的理由可能是这样的：部落不能达到高度文明，而大规模的社会又不可能是自由的社会”[2](P6)，“没有城邦，就不会有哲学家。城邦是先决条件”。[3](P733)所以，以柏拉图以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卢克来修等其他古典思想家为基础来对现代思想进行系统反思就有了牢靠的比较和批判的背景，正是在“古今之争”中不同类型的经典文本有了新的活力。当然文学性的作品也就在现代、后现代思想的一轮又一轮“反叛”和“颠覆”后、在反思中重新获得了面对现实发言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