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9.01.008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9)01-0071-08 一、导言：“语言学转向”中的语言学与逻辑学模式 “语言学转向”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以往的文学理论视野中，这一转向主要是指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在另一同题的思想脉络上，约翰·塞尔1975年面世的《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一文标志着语言分析哲学开始介入文学研究。理查德·罗蒂选编的理论文集也以“语言学转向”为题，将诸多语言分析哲学划归为一种整体性的理论范式转向。后者对于“语言学转向”的理解倾向于关于逻辑实证的论述，表面上虽与前者同题，但又似乎彼此无涉。 但事实上两者在同一主题下的交集既有正面的，也有潜在的。较为正面的交集发生在1935年和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的争论使得逻辑实证主义真正在法国思想界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卡尔纳普所坚持的是基础语言的经验主义特征，并表达为可观察的断言，而这些断言所构成的陈述也是基础性的：“逻辑学，是一种数学，或是语言的句法，而语言被理解为规则的体系。”①而在纽拉特看来，一旦我们选择了以一种“逻辑语言”为“统一科学”奠基，就会使得科学实证变成一种“应用逻辑学”。这里最根本的矛盾在于，一种建构主义的数理逻辑思维将数学限制在了逻辑学的范畴中，这种由语言符号作为“统一科学”奠基的趋向是纽拉特以及法国认识论传统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数学的逻辑化意味着自康德以降的“纯粹数学”所带来的“先天直观”(空间与时间直观)的丧失②。 在诗学理论中也能够找到两者交集的潜在证据。在《结构主义诗学》中，卡勒指出，诗学不发现和派定“意义”，而是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由此，他反对“新批评”的解诗原则：“只有一首诗的文本和一部《牛津英语词典》，即可提供比一般读者稍许透彻、深刻的解说。”③可见，在卡勒看来，诗学并不依赖任何“赋义”，也不是对某种先在意义的发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立场的论述中，卡勒首先提出，对于“语法”和“规则”的检验所需要的是一个语言学家“心照不宣的知识参照”，即一种语言能力，而非逻辑上的实证能力④。 可见，从直观之可能性的角度看，语言学模式意味着：什么落入了我的(语言)直观能力的范畴之内?而逻辑学模式则意味着：我们通过何种(语言)逻辑形式为我们的直观提供了可能。前者的立足点在于，语言承载了人类某种认识直接性的能力；而后者则力图建构使得认识能够更为清晰的语言表达形式，其代价就是对认识的直接性在相当大程度上的拒绝。在这种理解下，语言分析界掀起了一阵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视为与逻辑学模式一样的“先验策略”的思潮。这种理解即将康德的哲学贬低为一种不清晰的逻辑形式，也将罗素和弗雷格这样的分析哲学家归入了“先验哲学家”的范畴⑤。而其之于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后果，则表现为日常语言哲学对于“先验”观念的抛弃，使得语言学模式迅速走向一种由语用学主导的“实用主义”范式，由此，语言学模式逐渐走向了相对主义。 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在《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之中，他描述了当时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氛围。此时的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发展为一种“意义证实理论”(Verifiability Theory of Meaning)，在这样一种理论下，所有自身不是纯粹逻辑形式的问题都被要求提供可观察到的证据才能判断真伪，如果不能被实证，则被当作“伪问题”抛弃。如此一来，形而上学、伦理、美学以及宗教问题就都被视为“无意义”(meaningless)的⑥。卡维尔一方面认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暴力，而另一方面他也无意在过度的实用主义方向上将哲学变得“简单而琐碎”。他认为我们对于任何思想的批评的最佳方式就是去分析它们赖以产生的方式。这也就是说，一种真正的日常语言哲学不是为否定任何思想和事物的价值而存在的，而是要从日常语言而非哲学理论中挽回上面这些范畴的意义“直观”。这是卡维尔思想的基本目的及特质所在。 二、日常语言的“在地性”原则：对实证怀疑论的“乞题”批判 卡维尔早期主要的批判对象是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在其第一篇关于日常语言的文章中，卡维尔选择了当时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本森·梅茨作为商榷的对象，后者不但是该流派当时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少数在现代命题逻辑与斯多亚逻辑学之间展开古今对话的研究者。在《论日常语言的确证性》一文中，梅茨指出日常语言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明确地界定其究竟是“规范性”的还是“描述性”，是“分析性”的还是“综合性”的。因此日常语言的确证性标准本身是模糊的⑦。 梅茨选择的批评对象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吉尔伯特·赖尔。在《心的概念》中，赖尔区分了“事件”与“素质”，以及更具体的表述：“知道那个事实”和“知道怎样做”。后者在赖尔的日常语言观中等同于一种可以做某事的能力，这样的词汇通常被作为表示智力的形容词⑧。赖尔选择了一类特殊的词汇来佐证这种“能力”，他认为最好的例子是“自愿”和“负责”。赖尔认为在这两个词引导的陈述中，虽然某一行为并没有发生，但是说话者的“能力”却得到了表达。比如“自愿”所暗示的意思是“本有能力不做”，而“负责”所暗示的则是“本有能力避免”。赖尔认为这种对于说话者能力的暗示，就是这两个词的“日常用法”⑨。 梅茨强烈质疑这样一个未经显露的“事实”能够提供一种明确的语言用法，并且指出在日常语言哲学内部，关于“自愿”的日常用法也无法统一。他举出另一位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汀为例，在后者关于“自愿”的例子中，这一词汇仅仅用来区分主动行为和应激反应，比如我们可以说“自愿”加入军队和馈赠礼物，而像打嗝这样的行为则是“非自愿”的。由此梅茨指出，语言的日常用法并不能自发地形成一种一般性的认识论意义，而仍然需要放回可确证的经验命题当中给予考察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