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坚守与探索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2-0107-08

      

      作为七月派重要的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阿垅的文论并不多，但他在1950年发表的、分别从倾向性和人物塑造方面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探讨的两篇论作，却在一面世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组织撰写的两篇重头理论文章的猛烈批判。这实际上成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整肃的开端。在政治批判的狂风骤雨中，虽然没有发表的可能，但阿垅仍然认真严肃地准备了两篇反批评文章。1953年，阿垅又出版了一本外国作家作品评论集《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①。借助这些长期以来不容易见到的重要资料②，我们得以重新探讨阿垅在极端困难和压抑的处境下，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坚守和可贵的探索。

      一

      阿垅不是纯粹的文艺理论家，他关注理论问题是受到当时创作实践问题的激发。《论倾向性》一文显然是他有感于文学作品在表现政治性主题方面的公式化，而受到外界特定事件（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答中国同行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提问）的触发而动笔的。尽管这篇文章在今天读来确实不那么圆融，但在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高度敏感问题的时候，阿垅还是力求做到立论的辩证和稳妥。在总共九段的文章中，作者首先用两三段的篇幅论证了任何文学作品总是有倾向性的。即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只不过被资产阶级作家“给予了一种为全人类所追求的，等于永恒真理的”形式。相对于没落阶级的这种自欺欺人，“上升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和“进步的”作家，“总是正面地、‘公开地’提出倾向性来的”。③这是前提。

      正因为对于文学来说，“政治是一定的”，“倾向性是必然的”④，所以从终极意义上讲，艺术和政治是一元的。在西蒙诺夫的回答中，阿垅为自己的艺术政治一元论找到了关键的理论确证：西蒙诺夫认为，文学和政治并不是两种不同元素的结合，而是本来就是同一的东西。打个比方，文学这一个蛋里包含着政治的蛋黄。阿垅由此推出：“不是艺术加政治，而是艺术即政治。”⑤

      阿垅对西蒙诺夫的比喻如此敏感，是因为他深感，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品之所以空洞乏味，症结正在于本质上的二元论，即“机械地对立了艺术和政治”⑥，将两者处理成艺术的技巧和政治的概念相“结合”。阿垅认为，由于这种作品缺少能够“渗透”和“征服”人们灵魂、“感染”和“组织”人们感情的“美”的“艺术效果和艺术力量”，客观上也就没能取得“一定的政治效果和政治力量”。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艺术问题上，如果没有艺术，也就谈不到政治。”⑧那么，怎样才能艺术地表现政治内容和倾向性呢？阿垅指出：“倾向或者思想要怎样表现出来”，这本来“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在致哈克耐斯的信中，恩格斯说：“我心目中的现实主义，甚至不依赖作者的观点，就能够把它自己显示出来。”在给闵娜·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又说：“但是我以为倾向不可以特别地明指出来，而必须从状态和行动中流露出来。”⑨阿垅因此认为，“一部作品所有的思想性”绝不能表现为概念形态的“赤裸裸的倾向性”，而是必须通过作家的形象思维，从作品形象中“生发”和“反映”出来。⑩

      另一篇《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篇幅不长，但写法却有点曲折，主题也有些游离。实际上，这篇文章至少包含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是不是仅仅以工、农、兵为艺术人物，而不必以至不应该描写其他的阶级？”阿垅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为了描写和组织阶级斗争”，“就必须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中间分子”，否则就不可能写出“阶级”和“斗争”。(11)

      对于当时的“工、农、兵主角”说，阿垅以高尔基和阿尔志拔绥夫作为正反两个例证，说明了文学作品表现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的“立场和态度”：高尔基的《阿尔达诺夫家事》是以没落的阶级为主角的，但却是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品；而阿尔志拔绥夫虽然写了以工人为主角的《工人绥惠略夫》，但思想和立场都是非无产阶级的。可见，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把握了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我们的作品就既可以“以工、农、兵”为主角，“也可以以其他阶级”的人物为主角。(12)

      为此，阿垅着意区分了“政治”和“文艺”两个层次：在政治上，“工、农、兵是历史上的主角”，而没落阶级的反动人物“不应该再作为”主角了；但在文艺上，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存在着各种阶级，这些阶级不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同时登场，而且难解难分。所以，就他们代表了各自阶级的政治立场而言，他们都有“作为一定的主角的资格”。(13)

      第二个问题则是：怎样才能写好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尽管两者都“可以而且必须”(14)写，但阿垅痛感：长久以来，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没有写好。“正面人物写不好，是由于把他们神化了之故，使他们丧失了血肉的现实生活和人格也就同时使他们丧失了在艺术中的真实性”。而反面人物没写好，则是作家“集中一切罪恶于坏角的一身”，“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5)

      阿垅的批评沉痛而恳切：“正面人物并不是不应该万智万能，全善全美”，但应该是“如实地”而不是“架空地”。“由于作家存有着一种不敢亵渎的心情”，“认为一写出了他们底人间的血肉，给他穿了‘普通的服装’，就是一件大不敬的事情”。结果就“只有弄得他们俨然高于一切的人，而成为一种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以至实际上反而毫无光彩和力量的人物”。“同样，反面人物也不是不应该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但也应该是“现实地”而不是“概念地”。“由于作家存着一种十分紧张的反感”，“认为一写到他们底笑容，他们底柔情，就是一件太不合理的事情”。“结果就使他们生了嬉皮笑脸的丑相，成为青面獠牙的定型”，而实际上却“掩饰了真正的丑恶”，使人仅仅获得一种便宜的快感而消解了宝贵的战斗意识。“把正面人物写得空洞如神，把反面人物又写作简单的丑角”，既“不是艺术的夸张”，“也不是创造艺术底典型”。(16)